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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非常反对“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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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还在北方游学的时候，有一次拜见一位佛门好友。这位好友似乎有点和事老的意思，对道安说：“格义”是前辈高僧的做法。你批评“格义”就是批评他们，不太合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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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却毫不通融，直截了当地反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跟是不是前辈有什么关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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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能理解道安的心情：佛学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主要卡在缺少忠实于印度原意的经文这一步了。反对“格义”，已经是佛学发展最迫切的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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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反对“格义”还远不够。道安需要的是译文优质的佛经。他感叹说，有些佛经的译文是东拼西凑合在一起的，佛经原文和汉语发音不同、语言习惯不同，在翻译过程中扭曲的意思太多，想要知道原文准确的意思实在是太难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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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翻译出优质的佛经有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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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汉语言习惯不同、佛经有大量独特的术语，这些困难我们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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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佛经翻译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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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佛经是用短句的形式写成。这种形式叫作偈（jì）颂，我们俗称为偈子。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缘起理论，解释该理论的一句汉语版偈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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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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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故彼起（或“此生故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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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故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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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灭故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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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偈子意思很直白。意思是：事物是随着其因缘产生的。因缘有了，事物就有了，因缘没了，事物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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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佛经的教义，都是用这样的偈子一句一句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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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子有很多优点，它念出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便于朗诵、记忆。但是，它的用字必须迁就行文格式，因此使用了大量修辞、简写，不像大白话那么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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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经对翻译家能力的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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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翻译家得真正搞懂佛经原意。不光能从字面理解偈子，还得明白这句话在佛学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象征、比喻，必须把所指给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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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翻译家还必须精通汉语，译文不仅能准确表达出原意，还要照顾到汉语版偈子的结构、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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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近于翻译诗歌，当然是一件极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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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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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必须能坚持正确的翻译原则，把忠实原意当作第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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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个废话一样的要求。但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看重的是人的文艺水平。当个官也要看你的文采好不好，字写得好不好。魏晋文风更是喜欢卖弄辞藻，因而很多翻译家更重视文字的修辞功夫，而轻视忠实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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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还只是对翻译者个人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客观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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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翻译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译师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穷其一生只能译出数量有限的经文。佛家典籍浩如烟海，就算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力超群、意志坚定的译师，假如他只是单打独斗，没有外界支持，那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也只能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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