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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汉语言习惯不同、佛经有大量独特的术语，这些困难我们都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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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佛经翻译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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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佛经是用短句的形式写成。这种形式叫作偈（jì）颂，我们俗称为偈子。比如我们前面说的缘起理论，解释该理论的一句汉语版偈颂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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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故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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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故彼起（或“此生故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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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故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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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灭故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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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偈子意思很直白。意思是：事物是随着其因缘产生的。因缘有了，事物就有了，因缘没了，事物也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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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佛经的教义，都是用这样的偈子一句一句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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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子有很多优点，它念出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便于朗诵、记忆。但是，它的用字必须迁就行文格式，因此使用了大量修辞、简写，不像大白话那么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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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经对翻译家能力的要求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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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翻译家得真正搞懂佛经原意。不光能从字面理解偈子，还得明白这句话在佛学里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象征、比喻，必须把所指给翻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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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翻译家还必须精通汉语，译文不仅能准确表达出原意，还要照顾到汉语版偈子的结构、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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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近于翻译诗歌，当然是一件极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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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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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必须能坚持正确的翻译原则，把忠实原意当作第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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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个废话一样的要求。但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看重的是人的文艺水平。当个官也要看你的文采好不好，字写得好不好。魏晋文风更是喜欢卖弄辞藻，因而很多翻译家更重视文字的修辞功夫，而轻视忠实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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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还只是对翻译者个人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客观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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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翻译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译师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穷其一生只能译出数量有限的经文。佛家典籍浩如烟海，就算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力超群、意志坚定的译师，假如他只是单打独斗，没有外界支持，那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也只能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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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是中国佛教界的权威，但是他、乃至于当时全中国的佛学家，都不具备上述条件。道安求经心切，专门写了《综理众经目录》收集、评论各种经文译本的优劣。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他又派徒弟到处寻找优质的译本。但道安本人不懂梵文，又很难搞到原文，因此虽然很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唯一的希望是有能力又有物质条件的翻译家能早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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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找这么一个各方面要求都很高的翻译家，哪那么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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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就有这么巧的事。就在道安在襄阳为了优质译文发愁的时候，一个能堪当翻译大任的佛学家已经学有所成，年满三十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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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域人，叫作鸠摩罗什，住在今天我国的新疆省。在道安那个年代，那里由一个叫作“龟兹”（qiū cí）的王国统治。鸠摩罗什佛学水平极高。西域近印度，因此官民受佛教的影响比中原深。鸠摩罗什凭借精深的佛法在西域诸国拥有很大的威望。据说他说法的时候，各国王族都长跪在他座位的两边，恭请他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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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通晓汉文和梵文，更棒的是，他对译文的评价标准同道安一样，也注意尊重佛经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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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即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佛经翻译家，他会让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僧人们见识到，他们对佛经的不同理解，早在两百年前印度佛学界就有了定论。鸠摩罗什还将带来一套逻辑完备的佛学理论，足以终结所有的疑问，把中国僧人们的观点甩出好几条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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