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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虽然隐居在深山，却仍要同各种对佛学的非议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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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非议并不是坏事，有争论才能有进步。我们讲讲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论题：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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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因果报应的时候说过，佛教的因果规律是按照其道德标准运行的：做好事就得到好报，做坏事就得到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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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唯物主义者自然不会同意这事，因为我们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世界上大有恶人还享尽富贵的例子。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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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就质疑说：假如真是善有善报，那伯夷、叔齐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饿死在山中呢？颜回为什么寿命这么短呢？盗跖这样的强盗为什么能长寿呢[4]？屈原也用历史上忠臣受苦，奸臣享乐等事实质问老天：老天哪来的公正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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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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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和屈原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佛教，司马迁和屈原质疑的是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说[6]。之所以中国本土也能产生和佛教类似的报应说，是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愿望来自于每个人对公平的本能追求，是人类普世的需要。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都讲善恶有报，只不过主宰报应的大多是神灵、上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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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说是怎么解释“善有恶报”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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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是，把家族看成受报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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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个人做的好事和坏事，其报应不仅会施加在自己的身上，也会施加在家族其他人，以及未来的后人身上。一个人经受的好事和坏事，也未必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可能是祖宗当年做下的事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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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易》的话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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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人才注重祭祖，注重修祖坟、修祠堂。这不光是因为尊重祖先，也包含了祈福的成分。祭祀的时候会请“祖宗保佑”，遇到好事会说“祖宗积德”，“祖坟冒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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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里，有人发毒誓会说“男子代代为奴，女子世世为娼”。这也是家族承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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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有类似的观念，《圣经》中有多处出现“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之类的文字[8]。而且按照《圣经》的观点，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建立在家族承报的基础上：是因为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禁令，所以上帝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并让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们全人类—世世代代都要承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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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族作为受报整体，可以让家族成员更加团结，人们更以亲情为重，这符合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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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符合佛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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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视家族，总想着“光宗耀祖”“传宗接代”，所以你拿家族受报警告他，他会在乎。可是印度人没有那么强的家族观念，你要说子孙会替你受报，自私的人会觉得无所谓：子孙倒霉关我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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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般泥洹（huán）经》说：“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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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经》说：“父子至亲，歧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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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强调业是个人承受个人的，亲人不能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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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又出现之前的问题了：该怎么解释好人有坏报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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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的艺术家戴逵就专门写了驳斥因果论的文章送给慧远，他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事例，总结说，好人未必得好报，有时候坏人反倒能得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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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使用的是证伪法：你不是讲因果报应么，我给你举出反例来证明你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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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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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依照佛经的说法，把因果报应的范围推广到了前世和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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