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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欣赏这幅画，或许是因为佛教人物位于正中的缘故。然而图名中的“混元”两个字，却是道家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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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在这个院内，还有绘制了“十殿阎罗”和“二十四孝”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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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罗”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神话中的人物，后来被佛教吸收，又随着佛教来到了中国，被改造成了道教的“十殿阎罗”。这十位掌管地狱的神灵，全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君王将相。结果这十位阎罗又和儒家代表“二十四孝”一起被画在了禅宗少林寺的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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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东地区的罗江顶头村更有意思，村子里既有佛庙，也有天主教堂。村里建祠堂的时候，无论是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每个人都得掏钱。祠堂建好了以后，和尚和基督徒们共用同一个祠堂。一个是烧香磕头、一个是鲜花祷告，各用各的规矩，一起干什么呢？一起“祭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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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儒家是老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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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佛教是被中国文化彻底吸收了吗？复杂的佛教义理最终变成了儒家的一种趣味性补充了吗？佛教消失在了浩如烟海的孔孟典籍之中，只能跟在儒教后面亦步亦趋的尽忠尽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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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切还都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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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载唐武宗诏书：“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关，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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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皇帝宣云：‘搬土之坑极深，令人恐畏不安。朕欲得填之。事须祭台之日，假道设斋庆台，总追两街僧尼集左军里，斩其头，用填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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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鸠摩罗什译《佛遗教经》：“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卑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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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易《南部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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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句等《旧唐书·曹确传》：“可及善音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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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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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释延一《广清凉传·释五台诸寺方所七》：“乐音一部，工技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阗，舞袖云飞，歌梁尘起，随时供养，系日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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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慧胄传》：“寺足净人，无可役者，乃选取二十头，令学鼓舞。每至节日，设乐像前，四远闻观，以为欣庆。故，家人子弟，接踵传风，声伎之最，高于俗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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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四：“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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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衒之《洛阳珈蓝记》卷一：“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洛阳珈蓝记》卷一对景乐寺的描写更令人惊讶：“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士女观者，目乱精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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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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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赵璘《因话录》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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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了竞争信众以外，俗讲还有更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一：“别请设座，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助，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每使京邑诸集，塔寺肇兴，费用所资，莫非泉贝。虽玉石适集，藏府难开。及岩之登座也，案邑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奔，须臾坐没。”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如今礼诵讲经，或复世俗杂伎，心希他物，通号邪缘。或私畜长财，箱囊盈溢，于己物则一毛不拔，于他施则多积无厌。”李隆基诏令说：“近日僧尼，此风尤甚，因依讲话，眩惑闾阎，溪壑无厌，唯财是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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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慧皎就说过，对待不同的信众，应该有不同的传教方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释慧皎《梁高僧传》卷十五：“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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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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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盂兰盆经疏序》：“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惟孝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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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藕益智旭《灵峰宗论》卷七，《题至孝回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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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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