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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兴起谶纬之学，杂糅于儒家经学之中，利用儒家天命论、君权神授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宣称有帝王兴起上天必显寓有祥瑞意义的自然现象以表天命所归、皇运所在。司马光没有具体列举隋文帝利用什么符瑞现象及各地编造进献符瑞的内容，然而却明确地指出隋文帝的政治目的是争取民心的支持，让天下臣民相信他废周建隋称帝是“承天应运”，是符合天命之义举。从当时南北刚刚实现统一的历史背景考察，隋文帝连续三次派人到南北一百多州奉送舍利建塔供养，不仅具有这种政治目的，还可以说有借以加强全国统一意识的政治意义。隋文帝在仁寿元年（601）命各州僧人宣读的忏悔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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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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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自己建隋朝当皇帝是佛教佛、法、僧三宝保佑的结果，与前引他讲的“我兴由佛法”是一个意思。王邵《舍利感应记》还记载，隋文帝在这一年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此外宫妃也有得舍利者，“宫内凡得十九”。这是前面所引《续高僧传·道密传》中提到的“帝及后宫同感舍利”。不仅如此，在这种气氛中，远近竞进献舍利。那么，这些舍利果然皆是真的吗？借用隋文帝一句话：“何必皆是真！”（《广弘明集》卷十七载王邵《舍利感应记》）应当说隋文帝更加看重的是它宗教上神圣象征意义和政治上维护社会统一安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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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全国有州（后改为郡）190个。隋文帝在一百多个州建舍利塔，三年间在命各州同一个时间组织僧俗、官民隆重举行供养法会，为皇帝、皇室和全国臣民忏悔、祈祷，在刚刚完成南北统一的情况下可谓是国家的一个盛举，其意义已经超出宗教，可以说在客观上对维护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对巩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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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文帝时度僧尼23万人，立寺3792所，写经46藏，有132086卷，修治旧经3853部，造佛像106580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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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隋炀帝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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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五子皆崇佛。原太子杨勇、秦孝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都热心建造寺院，与沙门交往密切，积极支持僧人开展讲经弘法活动。隋炀帝杨广是文帝二子，尤其尊奉佛教。开皇元年（581）被立为晋王，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总管，即在此建弘善寺。率兵灭陈后，任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为扶持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建造“四道场”，其中的慧日道场、法云道场是佛寺，玉清道场和金洞道场为道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义解篇论”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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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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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法琳《辩正论》卷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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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在藩邸，立四道场，释老双标，内外兼资，爰王登极，更广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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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说，隋炀帝杨广在即位之前是既崇奉佛教，又崇奉道教。[9]这四所道场的一切费用由晋国司供给。当时著名的学僧，如成实和涅槃学者智脱、法轮、慧觉，三论学者法澄、道庄、智炬、吉藏等人，都被召请到慧日道场。此后，杨广又在长安建日严寺，他们之中有的人又被延入日严寺。[10]杨广即位之后，为给文帝追福在京城长安建大禅定寺（后为大总持寺、大庄严寺），又建清禅寺、香台寺，在高阳建隆圣寺等（《辩正论》卷三）。大业三年（607）下诏度千僧出家（《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在隋炀帝即位前曾称寺为道场，如他给慧觉的信中说：“今于城内建慧日道场。”[11]，即位后在大业九年（613）下诏正式改天下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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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东晋以来佛教兴盛，宫廷及大寺储藏的佛教典籍很多。隋炀帝在任晋王兼行军元帅率兵灭陈及以后平定叛乱过程中，命各军随处收集佛教经书。他们把收集到的佛书都送到江都，杨广命人加以整理登录，在王邸设“宝台经藏”共四藏，约有10万轴。此后，将其中的正藏留在王邸备用，其他各藏分授慧日及日严、弘善等寺。[13]设在江都王邸的宝台经藏，派专人负责掌管，称之为“知藏”。[14]炀帝即位以洛阳为东都后，降敕在洛水以南的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召集学僧在此翻译佛经。此后，洛阳上林园与长安大兴善寺成为隋朝的两大译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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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与一些名僧交往十分密切，如智炬、吉藏、慈乘等三十余人，都是他最敬重的，即位后请他们入住长安日严寺。他与天台宗创始人智（539—598）的关系，史载最详。智在陈朝后期得到陈宣帝和陈后主的信敬。炀帝即位前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时，曾迎智到江都，设千斋法会。智为炀帝授菩萨戒，授予戒名为“总持”。炀帝授智以“智者”之号。此后，炀帝与智书信往返频繁，曾多次相邀，然而智皆予婉辞。炀帝在给智的信中自称“菩萨戒弟子总持”或“弟子总持”。炀帝即位时，智已经去世，他在此后关于佛教事务所下的诏敕中称自己为“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隋炀帝还对天台山国清寺的建立和维持给予很大的资助[15]，可以说天台宗的创立和发展与隋炀帝自始至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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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的发展，隋炀帝对僧尼的活动也提出若干约束。大业初年（605）下令禁止僧尼随便离开寺院到外边活动。（《续高僧传》卷二十《志超传》）炀帝身居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位，对沙门“抗礼万乘”的不拜君王的表现也十分反感。在大业二年（606），炀帝从外地率军回京，暂驻南郊，听说有僧犯罪，便召众僧前来，见僧皆不跪拜，很不高兴，下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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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通运，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教立于释府[16]。条格久颁，如何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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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载，在场的道士纷纷下拜，然而僧众对他的训斥并没有屈服，仍然直立抗礼。有位叫明赡的僧人当场回答：“陛下必欲尊崇佛教，僧等义无设敬；若准制返道，则法服不合敬俗。”意思是说，如果陛下是真心崇奉佛教的，就应当按照佛教的规矩不逼近沙门礼敬帝王。在这种情况下，炀帝只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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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五年（607），炀帝又下诏命全国整顿佛教，说：“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会罢道。”也引起僧众的反对。大志和尚曾师事智，听说此事后直奔东都洛阳，上书炀帝应“兴置三宝”，表示要燃臂“用报国恩”。炀帝没有退让，表示允许。于是，大志在燃臂中死去。这样一来，炀帝整顿僧尼之诏只好作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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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记载，隋炀帝在长安为文帝及献后建造两所禅定寺，两座木塔，另建寺10所，修治旧经612藏，29172部，修治旧佛像101000躯，造新佛像3860躯[18]，度僧尼6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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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文帝、炀帝两代三十七年，共建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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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隋朝的僧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