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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尽谈理义，夜则思择（按：坐禅）。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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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定慧双开”，即传法既重禅定，又重所观之智慧（实指佛教义理，是观想的内容）。是说慧思到达南方之后，有慨于南方重义理，轻坐禅的风气，有意提倡定慧双修，白天向弟子讲说佛法理论，夜晚引导弟子一起坐禅观想，因而说法含义深远，证明“因定发慧”的道理是正确的。道宣生活在唐初，认为直到唐初南北很多修习禅法者都受到慧思的影响。从时代来看，所谓“南北禅宗”不是弘忍（602—675）死后的禅宗南北宗，而是南北方禅法宗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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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慧文、慧思作为天台宗的史前期的代表人物对后来智正式成立天台宗是有直接影响的，慧文的空、假、中三谛和“一心三智”思想，慧思提倡的观心、法华安乐行和“性具善恶”的心性论，都为智直接继承，经过他的发展成为天台宗庞大教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慧文和慧思被天台宗尊为教祖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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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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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承北齐慧思，以隋晋王杨广为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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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538—598）[37]，字德安，俗姓陈。先祖居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西晋末迁居荆州华容县（在今湖北潜江县西南）。父陈起祖学通儒家经传，兼善武略，在梁湘东王萧绎镇守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时在他门下当宾客，萧绎即位（即梁元帝）后任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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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自幼接触佛教，曾从一位和尚学《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十五岁时（554），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杀，战乱中随亲人北至硖州（今湖北宜昌）投靠舅氏。年十八到湘州（治今湖南长沙）果愿寺跟沙门法绪出家。此后投到慧旷门下，学大乘经典。到大贤山读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修持“方等忏”，坐禅，精研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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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思在光州大苏山传法的时候，智投到慧思的门下，学习《法华经》、《般若经》等，修习法华三昧等禅法，学修优异，据称“观慧无碍，禅门不壅”（《智者大师别传》）[38]，受到慧思的称赞，称为“吾之义儿”。慧思常叫他代向徒众讲经，除传授“三三昧”（三种禅定，当指四禅中的“有寻有伺”、“无寻唯伺”、“无寻无伺”）、“三观智”要请教慧思以外，其他一切可以按照己意发挥。有一次讲《摩诃般若经》（即《大品般若经》）至“一心具万行”这句话时，感到疑惑。慧思对他讲：“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续高僧传·慧思传》）[39]按照正常程序理解和修行，如从浅入深，从前向后，由外至内等，都属于“次第意”，而所谓“圆顿”的意思是圆融、顿极，即从整体、一般的角度对事物进行会通，取消各种事物、过程的各个阶段的质的差别，强调它们之间的相通、联系之处，运用“相即不二”的方法论，把它们等同起来，如“即烦恼是菩提”、“生死即涅槃”、“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等等，都属于圆顿的说法。智用通常习惯的思维方法来理解“一心具万行”（意为心具万行、万有），感到困难，慧思告诉他这是因为受到《般若经》的“次第意”的束缚，而没能用《法华经》实相论的圆顿思想来理解。这种观点对智后来创立天台宗教义有很大影响。智著作中的“中道”、“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等等，都贯穿着这种“圆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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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光大二年（568）慧思带领弟子到南岳衡山之前，智遵照慧思建议到南朝陈的国都建康（今南京）传法，与法喜等27位僧人被安置到瓦官寺。智在此八年，讲《法华经》、《大智度论》等，并盛传禅法，受到陈朝左仆射徐陵、尚书令毛喜等权贵乃至陈宣帝的敬信与支持。当地名僧也闻名纷纷前来学习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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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太建七年（575）智率弟子到达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建造寺院修行和传教。太建九年（576）陈宣帝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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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国清百录》卷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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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租赋制度，分为租、调。租为田租，一般是按亩数缴纳谷物；调为户调，缴纳绢布丝绵等。[41]陈宣帝的诏书对智及其传法活动表示赞赏，令负责官衙从始丰县每年征收的户调中分出一部分施给智使用，并免除两户农民的租调让他们专为智的寺院从事供柴担水的杂务。此后，陈宣帝应左仆射徐陵之请为智在天台山所建之寺赐号“修禅寺”。永阳王陈伯智镇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带眷属上天台山从智受戒，此后与智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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