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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戒经义疏》二卷。灌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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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王经疏》五卷。灌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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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经义记》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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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行食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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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心诵经法》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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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传为智所著述的《智者大师禅门口诀》、《净土十疑论》、《观无量寿经疏》等,真实性尚有待研究。《佛祖统纪》卷二十五《山家教典志》中还列有十七种书目,谓是“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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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以《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基本教典,称之为“天台三大部”,而把《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经疏》称为“天台五小部”。这些著述从不同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天台宗的以“中道实相论”、“一心三观”等为特色的庞大的教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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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史 第二节 天台宗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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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等著述中构建的天台宗教义理论体系,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论证方法格式来说,都远远超出了印度佛教经论的范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天台宗教义理论蕴含的方面很多,过去学术界有人以“教相门”和“观心门”来加以概括,然而这种概括似乎过于笼统。如果从内容来加以分析的话,这一理论体系实际是以止观学说为核心,包括判教论、中道实相论、心性论以及修行解脱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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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台宗的判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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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创立的天台宗教义理论体系中,判教论是在对以往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判教学说进行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将《法华经》奉为最高最优胜佛法的新判教理论,是直接为天台宗的开教立宗提供理论依据的。将《法华经》奉为最高最优胜的佛法,实际是把他所重新诠释和论证的法华学说——天台宗教义体系看作是最高最优胜的教法。这一教法体系,包括它的中道实相论和止观学说、心性论等,是在综合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涅槃佛性论和《法华经》的一乘(佛乘)、实相等思想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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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切佛经教义的总评述与分类——“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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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数量很大,是在佛教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若从历史的意义来进行考察,虽然这些佛经皆标榜是佛所说,但绝大多数是后人托佛的名义撰述的,内容十分庞杂,蕴含许多分歧和矛盾的部分。在古代佛教界,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此历史现象一般不作深入考察,只是尽量调和各种不同的思想与说法,将一切佛经给予适当的分类和尽可能圆融的解释,提出类似于后来“判教”的说法。这种做法最早出现于印度。所谓“判教”,实际是站在特定佛法学说或观点的立场,对已有的佛经从形式到内容给予总的评估和论断,然后分成若干类别和层次,用以说明教法的深浅、大小(乘)、权实、偏圆等,以断定自己或本派的主张符合佛的最高最圆满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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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来自印度的重要汉译佛经中记述有类似后世判教的说法。例如,《法华经》把一切佛法分为大乘与小乘、方便与真实之教;《楞伽经》提出有渐、顿佛法的说法;《大涅槃经》用牛乳及其制品——酪、生酥、熟酥、醍醐的“五味”来对佛经分类,把小乘经比做乳、酪,把一般大乘经比作生酥,《般若经》比作熟酥,《大涅槃经》比作醍醐,又以“半”字比喻小乘,“满”字比喻大乘;《大智度论》将佛法分为“三藏”(小乘)和“摩诃衍”(大乘),“显露”和“秘密”;《十住毗婆沙论》分“难行道”和“易行道”等。但总的说来,印度佛经中所出现的类似于判教的说法还比较朴素、零散,尚缺乏深入系统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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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佛教初传时期是大小乘同时传入和流行的,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同样标榜是佛陀所说的经典中存在着大小乘和其他重要不同之处。进入东晋以后,随着新译载有批评小乘内容的大乘经典的增多,一些学僧开始注意到大小乘各种佛经的区别,而到南北朝时出现了多种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对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判教学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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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朝时期“南三北七”的判教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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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在《法华玄义》卷十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自己的判教学说。他在论述中介绍了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十家——“南三北七”的判教学说,并一一进行评论,认为皆不圆满,皆不能成立。所谓“南三北七”是指南朝有三家,北朝有七家。据在此卷所说,并参考其《四教义》卷一,对此作概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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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北七判教理论有大体相同的部分,即都把佛经分为:1.顿教,指《华严经》,说是佛陀成道后首先教化菩萨的教说,如日出先照高山;2.渐教,指从小乘“三藏”(经律论)到大乘《般若经》、《涅槃经》等,前者是有相教,后者是无相教,从浅入深,从低到高,名为渐;3.不定教,非顿非渐,说“佛性常住”,如《胜鬘经》、《金光明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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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各家判教理论主要的差异是在对“渐教”有不同的说法[61]。南方三家是:1.虎丘山岌师,把渐教分为有相教(小乘三藏)、无相教(《般若经》、《法华经》等)、常住教(《大涅槃经》);2.宗、爱(此当是梁朝涅槃学者僧宗、昙爱)把渐教分为四时教,在前述无相教之后,常住教之前,加上同归教,指《法华经》,谓此经主张“会三归一”;3.定林寺僧柔、慧次及道场寺慧观把渐教分为五时教,即在前述无相教之后,同归教之前,加上褒贬抑扬教(《维摩诘经》、《思益经》等),谓这些经褒扬大乘,贬抑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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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七家是:1.北方某师用南朝齐的学者刘虬的理论,把渐教分为五时教,即:人天教(《提谓波利经》)、有相教(小乘三藏)、无相教(《维摩诘经》、《般若经》)、同归教(《法华经》)、常住教(《大涅槃经》)。2.北魏菩提流支把渐教分为半字教(小乘)、满字教(大乘)。3.佛驮三藏(当即北魏佛陀扇多)、慧光用四宗判教,即:因缘宗(毗昙),讲六因四缘;假名宗(《成实论》),讲假名、法、空“三假”;诳相宗(《般若经》、《三论》);常宗(《大涅槃经》、《华严经》等),讲佛性常住。4.护身寺自轨法师提出五宗教,把前者常宗中的《华严经》分出单列为法界宗。5.有人说慧光主张立六宗,在因缘宗、假名宗、诳相宗、常宗四宗之外,加上真宗(《法华经》)和圆宗(《大集经》),圆宗意谓“染净俱融,法界圆普”。6.北地某禅师立两种大乘教:有相大乘(《华严经》、《璎珞经》、《大品般若经》等),讲修行有阶位功德;无相大乘(《楞伽经》、《思益经》等),讲“真法无诠次,一切众生即涅槃相”。7.北地某禅师主张“但一佛乘,无二亦无三”,立一音教,说佛以“一音说法,随类异解,诸佛常行一乘,众生见三,但是一音教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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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介绍的学僧中,南方的学僧多为成实、涅槃学者,北方的多是地论学者。他们的判教学说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但也存在着共同的地方,即都把小乘《阿含经》等经论(所谓“三藏教”)置于佛法中的低下地位,而把大乘经典置于较高的地位。在大乘经典中最受重视的经典是《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和《大涅槃经》。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僧俗信众的价值取向和佛教发展的趋势,表明佛教传入中国四五百年之后经过中国人的了解、体验和研究,最后选择了以大乘佛法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南北判教学说的主要不同点表现在南方多把《法华经》、《大涅槃经》置于重要地位,而北方则把《华严经》和《大涅槃经》置于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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