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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在文化思想方面仍尊奉儒家学说为正统。唐初在京城置国子学、大学、四门学及在地方置郡学、县学，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人才。在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唐太宗设弘文学馆，选文儒之士以本官兼署学士，在听政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又召三品官以上者的子孙为弘文馆学生。贞观二年（628）“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奉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征召天下儒士担任学官，扩增国学、太学等的生员；对通经者或授博士，或授官位。“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旧唐书·儒学列传》）太宗又诏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令全国学人传习。自高宗以后，儒学稍衰，尤重文吏。玄宗时奖励儒学，又重道教。在宗教方面，因道教教祖老子李耳是李姓，被认为是唐皇室的祖先，比较尊崇道教。然而在实际上，佛教受到除武宗以外的历代皇帝的崇信，在社会上势力较大，影响也最深远。此外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不同范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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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初傅奕奏请废佛和高祖下诏沙汰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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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李渊素来信仰佛教。隋大业一至二年（605—606），李渊任荥阳郡太守时，二子李世民有病，他先后到二寺祈佛保佑病愈，并敬造佛像，求全家福德。[1]在起义反隋途经华阴时，在此地造寺一所。李渊即位之后，在长安设道场举行法会。武德二年（619）立“十大德”（十位高僧）统摄僧尼，其中有吉藏、保恭、慧恩、海藏等。他还舍施原在长安的旧宅建兴圣尼寺，在举义之地太原立义兴寺，又造会昌寺、胜业寺、慈悲寺、证果尼寺、集仙寺等，为已故父母造等身像三躯供在慈悲寺。尽管如此，李渊从治国利益出发，曾对是否保护佛教发展产生过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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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令傅奕尊尚老庄和儒书，厌恶和排斥佛教，曾集魏晋以来反佛者言行编为《高识传》十卷。武德七年（624），他上疏朝廷，请除去佛教，其中主要内容有：（1）佛教“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2）妄说因果报应，“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书夜忘疲，规免其罪”，“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3）无佛法则国家“祚长年久”，兴佛法则“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4）请下令僧尼一律还俗，“令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按：十二年为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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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傅奕还曾上奏过十一条排佛表奏。据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时间是在武德四年（621）。据《广弘明集》卷十一所载，奏文中有：“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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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反复上奏，强调废佛对贯彻儒家纲常名教和富国强兵的意义，确实打动了高祖的心。高祖把此奏文付群官议论，但同意者甚少，左仆射裴寂、右仆射萧蠫皆表示反对。萧蠫一向奉佛，与傅奕争论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傅奕据儒家忠孝伦理反驳，说萧蠫“乃遵无父之教”。萧蠫不能答，但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旧唐书·傅奕传》）傅奕把反佛奏状书写多份，远近散发，致使一时之间“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席上，昌言胡鬼之谣”。[3]所说“秃丁”是指僧尼，“胡鬼”指佛，皆源自傅奕攻击佛教的用语。京城的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也纷纷批评佛教。沙门明概、法琳、普应等人，以及前扶凤令、门下典仪李师政等，都著论反驳。其中法琳所著《破邪论》一卷、《辩正论》八卷，门下典仪李师政著《内德论》比较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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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626）三月，高祖诏问太子李建成，说佛教“调课不输，丁役俱免”，僧尼本应依法修道，但有很多沙门“违犯条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因此打算“散除形像，废毁僧尼”，即取缔佛教，问太子是否可行。太子在回答中认为佛教“立教垂范，尽妙穷微”，又有深奥的理论，不是儒、道二教可比的；僧尼中虽有名不符实的人，但也有德行高尚者，如令全部僧尼还俗，于意不妥，“恐伤皇化”，因此表示不同意取缔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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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祖又询问群臣：“傅奕每言于朕云：佛教无用，朕欲从其所议，卿等如何？”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的裴寂也认为不可废除佛教，说“陛下昔创义师，志凭三宝，云安九五（指帝王之位，出自《易经》），誓启玄门”，意为当年起义之时曾祈佛保佑成功，发愿在即皇位之后保护佛教发展；现在已天下一统，富有四海，如听纳傅奕之言而毁废佛僧，是“亏陛下之往信，彰陛下之今过”，使民众失望，于理不可。[4]这样，高祖没能立即下令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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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武德九年（626）五月，高祖下诏“沙汰”僧尼，要把一些德行低劣和被认为不合格的僧尼裁减，令他们还俗。诏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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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高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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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诏令，要对佛、道二教进行整顿，要让其中被认为不合格的僧、尼、道士、女冠还俗，寺院、道观也要撤减。当时全国有州358个，如果照此诏实行，京城和各州共可留寺361所。然而不久，秦王李世民杀害太子李建成和弟李元吉，高祖不得已立他为太子。李世民在此年八月即位，此即唐太宗，没有实行高祖撤减寺观和淘汰僧道的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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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太宗在战地立寺和超度阵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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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即位后任命贤臣辅佐，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振兴文教事业。在宗教方面，虽未压制佛教，但从巩固社会秩序的角度，对僧道出家者加强管理，严禁私度。此时佛教已广泛深入社会，太宗也建寺造像，举办法会，以顺应民众习俗，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正如僧人法冲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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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续高僧传》卷二五《法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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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诏京城僧尼于寺行道七日，设斋所需由朝廷供给。第二年下诏曰：“神道设教，慈悲为先……”为庆丰收，命每年正月七日“京城及天下诸州寺观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转经行道”。贞观三年（629）下诏京城僧尼，在每月二七日于寺中行道，诵《仁王般若经》等，成为定制。（《辩正论》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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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僧波颇在贞观元年（627）到达长安，敕住大兴善寺译经，诏选高僧十九人担任译语、证译及笔受者等，又敕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等参助诠定，由所司供应所需钱物。在译出《宝星经》、《般若灯论》、《大庄严经论》之后，下敕各写十部以供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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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贞观十九年（645）从印度求法回国，太宗给予优遇，为他设置庞大译场，让他把从印度带回的佛典译出，调集著名学僧协助，供给丰厚，还为新译经典写《大唐三藏圣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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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也按照佛教建寺造像为亡者追福的说教，在长安为其母窦太后造慈德寺和弘福寺，在终南山舍宅为高祖建寺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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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在起兵反隋，削平群雄的过程中，实任六军统帅之位，立功最多。贞观三年（629）下诏在几个重要征战之地建立佛寺，为部下阵亡的将士和被杀的敌对者追荐冥福。共建七寺，在破薛举的豳州建昭仁寺；在破刘武周的汾州建弘济寺；在破宋老生的吕州（或作莒州、台州，皆误）建普济寺；在破宋金刚的晋州建慈云寺；在破王世充的邙山建照觉寺；在破窦建德的郑州建等慈寺；在破刘黑闼的洛州建昭福寺。分别命朱子奢、李百药、许敬宗、褚遂良、虞世南、颜师古、岑文本等著名儒臣撰写碑文，“以纪功业”。七寺皆由官造，分别分给“家人、车、牛、田庄”。其诏书中有：“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大意是借佛寺行道的功德，使死难的鬼魂超度苦海。（以上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八[5]及《旧唐书·太宗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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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特地下诏为他在征战中杀死近千人而“设斋行道”。诏文说当年的征战诛杀，是为“以战止战”，“济时静乱”，是不得已的，现在思念此事，“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佛教以杀为重戒，“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将自己衣物施舍，以超度亡灵，“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全唐文》卷四、《唐弘明集》卷二十八[6]）太宗在旧战场立寺，举办法会超度亡灵，其意义绝非限于宗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抚、慰藉已经成为自己臣民的原来敌对者的部众，收揽民心，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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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以贤明著称，与群臣日夜探究为君治国之道。唐吴竞《贞观政要》所记甚详。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从个人来讲不能说不信，但确实信之不深。贞观二年（628）太宗对侍臣谈论古今治国之道，提到“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自己讲经谈空，不以“军国典章”为意，结果在侯景之乱中与其子简文帝先后被幽闭而死，认为此“足为鉴戒”，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礼失之必死”。（《贞观政要》卷二十一）在贞观二十年（646）他在贬萧蠫的诏中又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又以梁武帝父子佞佛亡国为诫，批评萧蠫崇佛是“袭亡国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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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情况到了太宗晚年似稍有改变。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在太宗东征高丽（645）以后，“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曾询问玄奘法师：“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说最好是度僧。于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下诏在京城及诸州之寺各度僧5人，弘福寺度50人。当时全国有寺3716所，共度僧尼18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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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都信奉佛教。高宗为太子时，见太宗著《大唐》，特著《述三藏圣教序记》（《述圣记》）盛赞太宗为玄奘译经写序之事。他为其母造大慈恩寺，内建“翻经院”，供玄奘等住在里面译经。高宗即位后对佛道二教并重，麟德三年（666）春到泰山对禅，改元“乾封”，在兖州置紫云、仙鹤、万岁三观，以及封峦、非烟、重轮三寺，诏各州置观、寺各一所，度27人。此年又往礼老君庙，为老子追赐“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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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因病不能理事，朝政多由皇后武则天裁决。因此，在高宗朝执掌朝廷大权的实为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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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则天称帝和佛教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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