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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在起兵反隋，削平群雄的过程中，实任六军统帅之位，立功最多。贞观三年（629）下诏在几个重要征战之地建立佛寺，为部下阵亡的将士和被杀的敌对者追荐冥福。共建七寺，在破薛举的豳州建昭仁寺；在破刘武周的汾州建弘济寺；在破宋老生的吕州（或作莒州、台州，皆误）建普济寺；在破宋金刚的晋州建慈云寺；在破王世充的邙山建照觉寺；在破窦建德的郑州建等慈寺；在破刘黑闼的洛州建昭福寺。分别命朱子奢、李百药、许敬宗、褚遂良、虞世南、颜师古、岑文本等著名儒臣撰写碑文，“以纪功业”。七寺皆由官造，分别分给“家人、车、牛、田庄”。其诏书中有：“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大意是借佛寺行道的功德，使死难的鬼魂超度苦海。（以上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八[5]及《旧唐书·太宗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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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特地下诏为他在征战中杀死近千人而“设斋行道”。诏文说当年的征战诛杀，是为“以战止战”，“济时静乱”，是不得已的，现在思念此事，“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佛教以杀为重戒，“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将自己衣物施舍，以超度亡灵，“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全唐文》卷四、《唐弘明集》卷二十八[6]）太宗在旧战场立寺，举办法会超度亡灵，其意义绝非限于宗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抚、慰藉已经成为自己臣民的原来敌对者的部众，收揽民心，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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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以贤明著称，与群臣日夜探究为君治国之道。唐吴竞《贞观政要》所记甚详。太宗对佛教的态度，从个人来讲不能说不信，但确实信之不深。贞观二年（628）太宗对侍臣谈论古今治国之道，提到“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自己讲经谈空，不以“军国典章”为意，结果在侯景之乱中与其子简文帝先后被幽闭而死，认为此“足为鉴戒”，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礼失之必死”。（《贞观政要》卷二十一）在贞观二十年（646）他在贬萧蠫的诏中又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又以梁武帝父子佞佛亡国为诫，批评萧蠫崇佛是“袭亡国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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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情况到了太宗晚年似稍有改变。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在太宗东征高丽（645）以后，“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曾询问玄奘法师：“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说最好是度僧。于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即他去世的前一年，下诏在京城及诸州之寺各度僧5人，弘福寺度50人。当时全国有寺3716所，共度僧尼18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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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李治、中宗李显、睿宗李旦都信奉佛教。高宗为太子时，见太宗著《大唐》，特著《述三藏圣教序记》（《述圣记》）盛赞太宗为玄奘译经写序之事。他为其母造大慈恩寺，内建“翻经院”，供玄奘等住在里面译经。高宗即位后对佛道二教并重，麟德三年（666）春到泰山对禅，改元“乾封”，在兖州置紫云、仙鹤、万岁三观，以及封峦、非烟、重轮三寺，诏各州置观、寺各一所，度27人。此年又往礼老君庙，为老子追赐“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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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因病不能理事，朝政多由皇后武则天裁决。因此，在高宗朝执掌朝廷大权的实为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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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则天称帝和佛教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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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624—705），本为太宗时宫中的“才人”，太宗死后为尼，高宗时复被召为昭仪，以其机敏才智，步步高升，永徽六年（655）受封为皇后，从参与朝政到总揽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她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到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史称“武周”。在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武则天在即位称帝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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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儒家伦理，家与国都是父子相传的。在武则天策划当皇帝的时候，虽也奖励和授意一些人借造符瑞图谶上劝进表，但主要还是从佛教中找到了女人可以即位当皇帝的根据。佛教中虽也有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如说妇女不能成佛，不能当国王（转轮圣王），等等，然而在有的大乘经典也明明宣称，如女人积有非常功德，也是可以当国王，乃至成佛的。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大云经》，也称《大方等无相（或作“想”）经》，有六卷（《开元录》卷十一注“或四卷或五卷”）。其卷四讲有一位净光天女，前身（前世）是国王夫人，因从佛听讲《大涅槃经》，今世生为天女；佛又对她说“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转轮圣王”也作“飞行皇帝”，是佛教经典中提到的理想帝王，出世时天空感有“轮宝”（战车的神化）出现，统一四天下（四洲）。这里所说“四分之一”的领土，是特指“阎浮提”（或作“赡部洲”），实指现实世界。此经卷六讲此后七百年时于南天竺有国，其王夫人生一女，在国王死后“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佛又预言此女未来之世“当得作佛”。[7]按此经所说，女人可以当皇帝，并可作佛。这部经成了武则天登极称帝的重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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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僧名怀义，本名冯小宝，原是个光棍无赖。后经高祖之女千金公主的介绍，受到武后的宠爱。武后为他出入宫掖方便，把他剃度为僧；又将其俗姓与驸马薛绍联宗，改姓薛。垂拱初（685），怀义为白马寺主，后与僧法明等人重译《大云经》，（此据《大宋僧史略》卷下说，或云造谶、造疏），又造《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言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怀义传》）载初元年（689），怀义与法明等沙门十人将此《大云经》四卷和《大云经义疏》表奏上，“盛行神皇受命之事”。武则天大悦，即颁《大云经》于天下，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改元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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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令天下各州皆置大云寺，各寺藏一部《大云经》，令僧讲说。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因此受封县公，皆赐紫袈裟银龟袋。怀义曾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等，后因失宠被杀。[8]《唐书》等都说怀义等“伪撰”《大云经》，恐误。不过即使是重译，大概也加入了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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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云经义疏》今存残本（敦煌遗书S2658、S6502），其中多引当时各地表上的图谶《广武铭》、《证明因缘谶》、《卫元嵩谶》、《天授圣图》等，曲解《大云经》之文，有“以女身当王国土，所谓圣母神皇是也”；“弥勒者即神皇应也”；“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者，今神皇南阎浮提一天下也，若比转轮王即四分之一是也”；“菩萨利生，形无定准，随机应物，故现女身也”……不外乎是说，武则天因前世奉佛造下功德，今世是菩萨转生，虽是女身，但应当做皇帝统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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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寿二年（693），即武则天即帝位的第四年，由怀义监译，菩提流志（印度人，也称达摩流支）翻译的《宝雨经》十卷问世。此经的旧译本有梁译《宝云经》七卷。新译经文中有两个内容对武周有利，一是卷三所说“菩萨除遣恶作方便善巧”，即无论有智无智，造恶犯罪，即使伤害父母，也“不失神通”，不堕地狱；二是卷一所说佛灭后第四五百年中，月光天子“于此赡部州东北方摩诃支那国（按：此为古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位居阿鍸跋致（按：意为不退转，即菩萨），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治化”。这第二个内容在旧译本中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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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夺取唐室政权，杀戮宗室和唐旧臣，造恶多端。然而她可引此经为自己造恶作辩解，自慰。又可从此经为自己当皇帝，自许菩萨，找到根据。在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下，这样做可起到某种程度的欺骗作用。证圣元年（695），武则天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即“弥勒”的意译。三个月后去“慈氏越古”之号，改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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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历二年（699），于阗僧实叉难陀新译《华严经》八十卷完成。武则天为此写《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其中称：“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记。金仙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宝雨》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府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祯绝瑞，即日至而月书；贝牒灵文，亦时臻而岁洽。”（《全唐文》卷九七）是说自己由于往世的功德，佛才预言未来可君临天下，如《大云经》、《宝雨经》所记述的那样。加上祖先的善德和自己的政绩，才使国泰民安，符瑞相继出现。从中确实可看到武则天踌躇满志的心情。直至神龙元年（705）武则天才让位于中宗，不久死去，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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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武则天、中宗时有较大发展。武则天时“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苏环传》）。内史狄仁杰批评武则天“将造大像，税天下僧尼人出一钱”，说：“今之伽蓝，制逾宫阙”，“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浮食者众，又劫人财”。监察御史张廷皀批评说：“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殚苍生之财，崇不急之务”。（《唐会要》卷四十九）中宗时，盛造寺像。正如睿宗时右补阙辛替否所批评的：“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据他估计，中宗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一百一《辛替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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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即位前期，唐朝达到极盛时期，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至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计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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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虽对佛教有所抑制，加强管理，但并没有遏制佛教急剧发展的势头。综合《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和《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的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全国有寺5358所，其中僧寺3235所，尼寺2122所，有僧75524人，尼50576人。此后僧尼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据《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五年（845）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全国有寺4600所，兰若（私寺）40000所，有僧尼26万5百人。实际上，当时全国的僧尼、寺院应远在这个数字之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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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佛道先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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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政治上尊奉儒家学说，在宗教上对佛道并重。但在举行集会、斋供等场合，对佛道先后的问题发生过争议，皇帝对佛道先后问题的诏令也是有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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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武德八年（625）到国学举行释奠（祭奠先圣先师之礼仪），堂列三座，安排三教学者讲论三教之义。当时出席释奠仪式的三教代表有佛僧慧乘、道士李仲卿，还有儒家的学者。由谁先讲呢？高祖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轮到慧乘讲述，他首先肯定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上天下地，荣贵所资，缘业有由，必宗佛圣”，又批驳了道士的“天上天下，唯道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及“道是佛之父师”的说法。[10]争论的对手虽是道士，但也是做给皇帝看的。因为唐朝皇帝从高祖开始，尊奉道教教祖老子（李耳）为帝室祖先，在名义上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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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下诏明确地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按：指老子）。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自今以后，齐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全唐文》卷六）京城总持寺僧智实率僧多人到宫廷上表力争，攻击道士是“黄巾”，“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按：张陵、张衡、张鲁，后汉五斗米道创立人）之秽术”；又“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希望朝廷追回成命。结果，智实遭到杖打并被发配回故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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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诏令在公私斋会及各种参拜集会场所，“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唐会要》卷四十九）到武则天时，因为利用《大云经》等为自己篡唐为周，即位当皇帝提供根据，所以对佛教特别尊崇。在天授二年（691）下诏：“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按：指僧尼）处黄冠（按：指道士女冠）之前”。（《全唐文》卷九十五）因为她以“金轮皇帝”自居，又自认为是菩萨转世，自然是不能容忍佛教置于道教之后的。此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下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唐会要》卷四十九）这样，就不再分佛道先后了。在这些诏书改动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佛道斗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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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佛道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书请求废佛之后，沙门法琳著《破邪论》进行反驳。当时道士李仲卿附随傅奕之后，写《十异九迷论》；刘进喜写《显正论》，皆攻击佛教。对此，法琳特著《辩正论》详加驳斥。此后围绕佛道先后、教理优劣、《老子化胡经》真伪等问题，争论很多。其中著名的有太宗时沙门慧净与道士蔡晃关于《法华经·序品第一》的辩论；高宗时沙门会隐、神泰与道士黄颐、李荣、黄寿等关于“道生万物”等的辩论；沙门义褒与道士李荣关于“本际义”的争论，以及沙门静泰与道士李荣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争论；沙门灵辩、子立与道士姚义玄等人围绕《净名经》（《维摩诘经》）、《老子》之义的争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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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玄宗、代宗、德宗等朝，都有佛道二教争论二教优劣，乃至比赛神通之事。有关唐代二教争论的事迹，唐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玄嶷《甄正论》、神清《北山录》以及唐、宋二《高僧传》等书，多有记载，这里不拟详加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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