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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家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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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祖开始，几乎历代都有寺院的建置。例如高祖在京城建会昌、胜业等七寺，在并州建义兴寺；太宗为母建慈德、宠福二寺，在战地立七寺；高宗为母建大慈恩寺，为太子造西明寺，封禅后诏各州置寺观各一所。这些寺院都是官寺，即由国家直接支付一切费用，或施给田地和农仆等以供维持寺院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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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之后，武周在天授元年（690）诏诸州设大云寺，命寺僧讲《大云经》；唐中宗复位，称唐中兴，神龙元年（705）命天下诸州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因有人认为唐非中兴，不宜以“中兴”为名，改为“龙兴”寺、观；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命天下的“形胜”（景观规模较宏伟者）寺、观改名“开元”寺、观。自然，这些寺、观也属国家经营的寺观。此外在宫廷还设有“内道场”（宫廷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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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国家寺院的职能是什么呢？让我们先看看《唐会要》卷五《杂记》中的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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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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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本州府写貌，分送安置。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按：原作“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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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其中涉及的内容稍作解释。“祠部”，礼部机构之一，掌祭祀、僧尼事务（详后）。“散斋”和“致斋”是两种斋仪。散斋，官员可依旧处理政事，夜宿于家，但不许治丧问疾，不判刑杀文书，不处罚罪人，“不预秽恶之事”。如果行致斋之仪，比较严格，一切政务要停办，清心洁身参加祭祀仪礼。在致斋之日，官员还规定集中，然后到斋所。祭祀有大祀、中祀、小祀，它们规定的致斋、散斋的天数不一样。“真容”，此指唐玄宗的画像。这两段引文是说，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祠部奏请：同州、华州等八十一州的僧尼道士女冠等，以往在国忌日（帝、后死日）皆到各州的龙兴寺、观（按：中宗置）举行法会散斋仪式，从今以后宜改在开元、观举行。对此，玄宗敕复：京兆府（长安所在地）、河南府（洛阳所在地）可依旧不变，只在庆祝千秋节（玄宗生日）和在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才在开元寺、观举行道教斋会，其他照奏。玄宗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又敕令各州在开元道观安置玄宗画像；天宝三载（744）于各开元寺、观，置与玄宗等身的天尊、佛的金铜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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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朝京城和各州的国家寺院（道教的道、观相同）的创置及其功能，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或为皇帝即位而置，或为重大政治变动而置（如大云寺、龙兴寺），或为安抚死难将士而置（如战地七寺），也有的是为了追荐皇族祖先亡灵而建寺院。这些寺院的重要职能不外是：为皇帝和皇室祈福延寿；为帝室祖先祈求冥福；祈祷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至于向一般民众讲经说法，则为最日常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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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关于沙门致敬父母、君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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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的僧尼要不要向君王致敬，要不要向父母致礼，在历史上是有争论的。这种争论也延续到唐朝。东晋成、康之世（326—344），庾冰辅政，曾代晋成帝降诏令沙门致敬王者，因受到反对而未能实行。东晋末年，桓玄在篡位过程中又提出沙门礼敬问题，因庐山沙门慧远和朝中信佛大臣的反对，又告失败。慧远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提出沙门出家，超离尘俗之世，是“方外之宾”，“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内乖天属之重”，“外阙奉主之恭”，即不按世俗社会的名教礼仪行事，不仅不应致敬王者，也没有在家奉亲尽孝的义务。南北朝时，北朝君权强大，沙门礼拜皇帝，自称是礼拜“当今如来”；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致敬君亲，但未能行通。隋炀帝也曾提出沙门礼拜皇帝和官长的动议，但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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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下诏：“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轨”，要求“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唐会要》卷四十七）龙朔二年（662）下诏令有司详议沙门礼拜君亲问题，僧尼纷纷表示反对，朝中臣僚意见不一。此后，高宗下诏僧尼可不礼敬王者，但应跪拜父母。高僧道宣、威秀等反复上表申辩沙门不拜君亲的理由，并请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等为后援，致使此诏未能实行。（见唐代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卷三一卷六）玄宗开元二年（714）下诏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旧唐书·玄宗》），但四月又下诏僧、尼“无拜其父母”（《全唐文》卷三十）。肃宗上元元年（759）敕僧尼朝会不须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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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是否礼敬君王和父母，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个重要的问题。忠君孝亲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佛教一般主张，在家信徒应遵从一切传统道传和礼仪，但出家僧尼“尊居三宝，为世归依者”，不礼拜君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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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发展中也把忠孝伦理思想吸收到佛教之中，认为奉佛修道本身可为家国带来福祥，为君亲今世来世祈福祛灾……也可尽忠尽孝。如东晋慧远说：“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助王化于治道”。（《沙门不敬王者论》）实际上，僧尼在强大的君权面前仍是以“臣”自称的，如唐太宗时沙门智实虽反对道前僧后诏，但也反复申明僧尼“仍在臣子之列”（《集今佛道论衡》卷丙）；肃宗时僧尼多有称臣者，如《曹溪大师传》载慧能弟子行滔（《宋高僧传》作“令滔”）派弟子惠象随中使刘楚江送传法袈裟至京都，惠象归来后上表自称“沙门臣惠象”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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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沙门应否礼拜君亲的争论了。《宋高僧传》作者赞宁向宋太宗称“臣僧”；译经院（后称传法院）在新经译出后须奏献皇帝，表文赞颂皇帝盛德，甚至比为佛、三皇五帝；云门宗僧契嵩向宋仁宗上书，自称“臣僧”，内有“臣诚惶诚恐”等用语。不仅如此，以契嵩等为代表的禅僧把儒家伦理比较系统地吸收到禅宗之中，对宋以后的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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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唐朝的僧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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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有比较完备系统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包括对佛、道教的管理制度和僧官制度。唐初基本上延续隋炀帝时的佛教管理做法，只是稍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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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二年（619）曾任命保恭、吉藏、明赡、智藏、法侃、慧因、海藏等十位高僧为“十大德”，统摄僧尼。在各大寺设三纲：上座、寺主、维那，并任命一名由俗人担任的“监寺”，直属于鸿胪寺。唐太宗时曾停止在各寺置监寺的做法。鸿胪寺是中央机构之一，高宗时一度改称同文寺，武则天时改为司宾寺，中宗改回原称，“掌宾客及凶仪之事”，负责接待邻国及各少数民族“君长朝见者”，经办朝廷丧葬仪式。崇玄署负责统摄僧尼、道士女冠事务，原属鸿胪寺，开元年间（713—741）改属宗正寺，只是掌管道士、女冠簿籍斋醮之事（《通典》卷二十五）。武则天延载元年（694）降制：“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宾”（《通典》卷二十三）。司宾即鸿胪寺。祠部是礼部中四个部门之一，掌祠祀、享祭、天文……僧尼之事。“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别敕设斋，应行道并官给料……”就是说，武则天为提高佛教的地位，命一向执掌祭天祠祖和天文医药诸务的祠部掌管僧尼事务；选任寺院的上座、寺主和维那（三纲）。每三年州、县须造僧籍（名簿），分别保管，僧尼之籍须上报祠部；对奉诏举行法会设斋之事，应提供一切费用和物资，等等。[12]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一度诏僧尼仍由鸿胪寺掌管，但第二年又改由祠部检校（《唐会要》卷四十九）。天宝二年（743）正式由祠部掌管僧尼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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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后期，设有负责朝廷的造寺、造像及筹办佛教法会等崇佛事务的“功德使”（或“修功德使”、“内外功德使”）的官职。经肃宗和代宗朝，此职管辖范围有所发展，逐渐掌管僧尼事务，至宪宗元和二年（807）下诏明确规定：“僧尼道士同隶左街右街功德使。”（《唐会要》卷下九）从此僧尼事务归功德使，祠部只掌僧尼簿籍和发放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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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崇道教，厌恶佛教，在会昌五年（845）七月下令灭佛之际，诏命礼部的主客（礼部四曹之一）管僧尼事务。武宗于第二年死，宣宗即位，又命“两街功德使”掌管僧尼，而不隶属主客，仍由祠部给所度的僧尼发放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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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街、右街，是长安城以朱雀门为中心所划分的东西两大街区。左、右街功德使分别负责长安两大街区的佛教事务，同时负责全国僧尼事务。在左、右街功德使的下面，设有左、右街僧录，负责处理日常僧尼事务。唐宪宗时，沙门端甫曾“录左街僧事”，掌内殿佛法仪礼；沙门灵邃“录右街僧事”（《佛祖统纪》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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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史之乱后，藩镇控制地方军政大权，有的节度使控制三四个州或六七个州乃至更多州的地区。他们出于控制和利用佛教的目的，在地方上设置僧统、僧正等僧官，由他们负责一州或几州的僧尼事务。在唐代后期，还兴起了由皇帝向僧人赐“大师”、“大德”以及赐“紫袈裟”的风气，僧人以受赐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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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整个情况来看，佛教事务的管理分为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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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有鸿胪寺的崇玄署和礼部的祠部，官员由俗人担任，后来僧尼管理权改由左、右街功德使掌管，下有僧人为官的左、右街僧录，祠部仍管发放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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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层，即各州，包括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和都督府、都护府及上州和中州，僧尼事力由功曹的“司功参军”掌管，下州（户口不满二万），由“司仓参军”兼管，至于县，也由司功参军管。在中层，唐后期某些地区出现僧统、僧正等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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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基层，即各寺，有上座、寺主、维那（此三者为寺三纲），还有监寺。监寺在太宗时一度废除，后又恢复。据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后来的“监寺”已由僧人担任，也称“监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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