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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述可知，玄奘在赴印求法之前，已从国内佛学名师广学大小乘三藏，对南北朝时期和隋朝特别流行的《大涅槃经》、陈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俱舍论》以及从东晋以来一直比较盛行的《阿毗昙八犍度论》、《阿毘昙心论》、《成实论》等，尤有较深的研究。其中的《摄大乘论》是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论书，而《八犍度论》则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基本论书。当时玄奘已开始出名。唐尚书左仆射萧蠫曾奏请玄奘住庄严寺。然而玄奘已下决心赴印求法。《三藏法师传》卷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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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既遍谒众师，被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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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玄奘是为了解决佛教上的疑难问题，并取回据称是弥勒菩萨宣说的《十七地论》（《瑜伽师地论》）而决心西行求法的。他于是结伴向朝廷陈表，但没有得到批准，同伴都退后放弃初志，他仍坚持要去。此后便向京城中的印度、西域诸国人学习语言，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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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627）[25]关中遭霜灾饥馑，朝廷下令可就丰收处逃荒。玄奘趁机离开长安，西往姑臧，至敦煌，然后出关，经天山南侧的北道，从跋禄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转至天山北路，经西突厥王庭所在地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辗转至古印度西北，在贞观四年（630）进入中印度，第二年到达印度最大的佛学中心那烂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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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恒河流域诸国中占霸主地位的是羯若鞠阇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国王是戒日（音译尸罗阿迭多）。戒日王支持佛教流行，也允许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的传播。据《大唐西域记》和《三藏法师传》记载，当时印度大小乘佛教都很盛行，一些地方也盛行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从佛教流行的整个形势来看，印度西北部、北部和中部，为大小乘佛教并行地区，仅从数量上看，小乘占优势。在大乘中最有影响的是瑜伽唯识学派；其次是中观学派，在小乘中以说一切有部最有势力；再次是正量部、大众部及经量部等。东部和南部沿海各国盛行小乘，以上座部、大众部为主，个别国也盛行大乘。西部地区则主要盛行小乘正量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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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奘西行到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对他的佛教造诣和译经事业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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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那烂陀寺“钻研诸部及学梵书，凡经五载”（约63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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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建筑宏伟壮丽，内分八院，“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按，十八部皆为小乘），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兼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按，指玄奘）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三藏法师传》卷三）戒贤是瑜伽行派著名论师护法（6世纪中叶前后）的弟子，玄奘去时已年一百零六岁，据说“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续高僧传》卷四），人尊称之为“正法藏”，主持那烂陀寺。玄奘师事戒贤，听讲《瑜伽师地论》三遍，又听习《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即阿毘达磨，当为《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各一遍，又听习《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三遍。又学梵语的词语文法诸书《声明记论》及《记论略经》、《门择迦》、《温那地》、《八界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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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玄奘在进入古印度西北，入那烂陀寺，以及在周游五印度过程中，一边巡礼各地佛教名胜和遗迹，一边参访名师学习佛学，搜求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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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奘进入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镇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时，从僧称法师学习《俱舍论》、《顺正理论》等有部的论书以及《因明》、《声明》等论。在磔迦国（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的大庵罗林中从一老婆罗门学习《经百论》和《广百论》等。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的费罗兹普尔）从毗腻多钵腊婆（汉译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毗腻多钵腊婆曾著《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看来也是位瑜伽唯识学派的论师。玄奘在到达中印度的窣禄勒那国（今印度北方邦的塔尔萨尔）时，从阇那鞠多学经量部《毗婆沙论》。在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罗希尔坎德地区的曼达洼）从蜜多斯那学有部的《辩真论》、《随发智论》等。在曲女城，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和日胄《毗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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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那烂陀寺集中学习五年时间。此后在唐贞观十年（636）到贞观十三年（639）约四年的时间，沿着经印度东海岸诸国再转向南方各国的路线，此后沿着西海岸诸国的路线，周游印度。他在伊烂孥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蒙吉尔地区）从怛他揭多鞠多、羼底僧诃二僧学习有部的《大毗婆沙论》和《顺正理论》等。在南賅萨罗国（今印度纳格浦尔以南的钱达及其以东康克尔地区），从一婆罗门学习因明，读《集量论》。在驮那羯磔迦国（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克里希那河口处）从苏部底、苏利耶二僧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在北印度的钵伐多国（今克什米尔的查谟地方）从二三高僧学习正量部的《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续高僧传》卷四作《成实论》）等。玄奘在回到那烂陀寺参见戒贤之后，又到寺西不远的地方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有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方面的问题。接着又到杖林山从居士胜军论师学习《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并就《瑜伽师地论》、《因明》等进行请教。胜军曾从贤爱论师学《因明》，又从安慧学《声明》及大小乘论，还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对《吠陀》外书、天文、地理、医方、术数等也有广博的知识，受到戒日王的敬重，有弟子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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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玄奘以那烂陀寺为中心，遍学五印度，所学内容是大小乘兼收并蓄，虽首重瑜伽唯识理论，但对中观理论也深加探究，在小乘教义方面对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尤花大力量研修。此外，玄奘对因明学（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梵语以及声明学（关于语言、文字、音韵、文法的学问）、婆罗门教及其他外道，等等，也进行学习、研究。这为以后玄奘从事译经打下了宽广而又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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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大乘中观学派、小乘正量部及外道学者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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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戒贤等人宣扬瑜伽唯识理论，是大乘有宗；般若中观学派主张诸法性空和中道理论，是大乘空宗。二宗学僧虽在一寺相处，但因见解不同也有争论发生。在玄奘从胜军处再度回到那烂陀寺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寺内中观论师师子光在向僧俗四众讲《中论》、《百论》二论过程中，对戒贤等人据《摄大乘论》及《唯识抉择论》等所讲的唯识理论进行批驳。玄奘对大乘二宗都很精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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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三藏法师传》卷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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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大乘小乘以至大乘空、有二宗，都是佛、菩萨创立的，虽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宗旨上是互不妨碍的，关键是传教者能否融会贯通。他用此意质问师子光，师子光不能回答。此后玄奘又表示，《中论》、《百论》讲缘起性空，只是破世俗迷妄认识（遍计所执性），而没有讲一切依心识而缘起（依他起性），也没有讲通过达到“唯识无境”的认识而体悟我、法二空的圆满真如（圆成实性），批评师子光只看到《中论》等论中有“一切无所得”的话，便断定《瑜伽论》所论证的“圆成实性”不能成立。[28]他“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三藏法师传》卷四）。可以想见，他是站在瑜伽行派的立场上（如有、空、中三时判教论所表示的那样）来会通大乘空、有二宗的。他把《会宗论》呈给戒贤和其他人看，受到普遍赞赏。师子光为此而感到羞愧，离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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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虽大小乘并学，但主张大乘占主导地位，对小乘中有人批判大乘更不能容忍。戒日王一次征恭御陀（今印度东部沿海的甘贾姆）途经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北部）。此地盛行小乘，不信大乘，僧众攻击大乘“为空华外道，非佛所说”，对戒日王优待那烂陀寺表示不满，说：“那烂陀寺空华外道，与迦波厘（按，结鬘外道，此外道人用骷髅串结作颈饰）不殊故也。”（《三藏法师传》卷四）他们对南印度一个叫般若鞠多的老婆罗门写的《破大乘论》十分赞赏，拿出来给戒日王看，说：“我宗如是，岂有大乘人能难破一字者？”此论持正量部义，有七百颂。戒日王派人到那烂陀寺请戒贤等四位高僧“善自他宗兼内外者”前去辩论。戒贤便决定派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四人去。海慧等三人感到没把握，玄奘表示自己在本国及迦湿弥罗等地已遍学小乘三藏，有辩胜的可能，“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三藏法师传》卷四）。然而此后接戒日王来信，请暂停出发。尽管如此，玄奘在精研《破大乘论》之后，还是写了《制恶见论》，长达一千六百颂，运用大乘教义详加批驳。他把此论给戒贤等人看，受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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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对所谓外道是取坚决排斥的态度的。有一次，有个顺世外道的学者写了四十条论义悬挂在那烂陀寺门上，要求与寺僧辩论，宣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日没人敢应。玄奘派房内净人（侍奉者）出去把此论义撕毁，请戒贤等人作证，便与这个外道学者进辩论。玄奘历数各种外道之名，如多外道、离系外道、髅鬘外道、殊征伽外道及数论外道、胜论外道，然后一一加以批判。据载，这个外道学者终于服输，要按约斩首相谢。玄奘不许收他为奴，后又放他走。[29]此人到了东印度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西部地区）向鸠摩罗国王谈玄奘的学德，国王发使请玄奘到自己国家来。玄奘到后，应国王之问讲述佛以法、报、应三身普度众生之事，著《三身论》三百颂赠之。据载，这位国王此后便从玄奘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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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听说玄奘在印度为人和表现，遣使命迦摩缕波王快把玄奘送至曲女城。玄奘到达后，戒日王对玄奘以盛礼相待，听玄奘讲中国情况及求法之事。戒日王向玄奘要《制恶见论》看，看后问在座的小乘僧众能否辩驳，竟无人敢应。据载，戒日王之妹就是信奉正量部的，听了玄奘的论旨后称赞不已，戒日王当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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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论大好，弟子及此诸师并皆信伏，但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曲女城为师作一会，会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绝其毁谤之心，显师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三藏法师传》卷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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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敕告各国及各方面的学者都到曲女城集会，来听宣述玄奘《制恶见论》中的阐扬大乘，批驳小乘之义。此当唐贞观十五年（641）。据载，有五印度十八国王、诸国高僧千余人、著名婆罗门和外道五百余人、各国大臣二百余人到会。全场布置庄严，实际是举行学术辩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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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请玄奘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又叫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把《制恶见论》向会众宣读，还另抄写出一篇悬挂会场门外，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据载，接连十八天没有人提出质难。戒日王赠玄奘大量金银钱及珍宝，并请他骑象游街巡众。玄奘一概谢绝。王的侍臣只得拿着玄奘的袈裟沿街唱告民众：“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三藏法师传》卷五）当时人们对玄奘十分钦敬，大乘信徒称他是“大乘天”（摩诃耶那提婆），小乘信徒称他为“解脱天”（木叉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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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又应戒日王之邀到钵罗耶伽国（今印度北方的阿拉哈巴德）参加了为期75天的无遮（任何人可参加）施舍大会。此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是戒日王举行的第六次大会，有道俗50余万人到会，把国库财物广泛施舍给僧、婆罗门、外道和贫穷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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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辞别戒日王等，携带从各地搜求的经像踏上归国的路程。玄奘在求法游历过程中遭遇了千辛万苦，几度即将丧命，但他始终坚持初衷不渝，经过艰苦跋涉，向各地学者虚心学习和研讨，终于达到目的，载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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