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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的巴腊贡,建筑宏伟壮丽,内分八院,“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按,十八部皆为小乘),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兼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按,指玄奘)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三藏法师传》卷三)戒贤是瑜伽行派著名论师护法(6世纪中叶前后)的弟子,玄奘去时已年一百零六岁,据说“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续高僧传》卷四),人尊称之为“正法藏”,主持那烂陀寺。玄奘师事戒贤,听讲《瑜伽师地论》三遍,又听习《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即阿毘达磨,当为《大乘阿毘达磨集论》)各一遍,又听习《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三遍。又学梵语的词语文法诸书《声明记论》及《记论略经》、《门择迦》、《温那地》、《八界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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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玄奘在进入古印度西北,入那烂陀寺,以及在周游五印度过程中,一边巡礼各地佛教名胜和遗迹,一边参访名师学习佛学,搜求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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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奘进入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镇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时,从僧称法师学习《俱舍论》、《顺正理论》等有部的论书以及《因明》、《声明》等论。在磔迦国(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的大庵罗林中从一老婆罗门学习《经百论》和《广百论》等。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的费罗兹普尔)从毗腻多钵腊婆(汉译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等。毗腻多钵腊婆曾著《五蕴论释》、《唯识三十论释》,看来也是位瑜伽唯识学派的论师。玄奘在到达中印度的窣禄勒那国(今印度北方邦的塔尔萨尔)时,从阇那鞠多学经量部《毗婆沙论》。在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罗希尔坎德地区的曼达洼)从蜜多斯那学有部的《辩真论》、《随发智论》等。在曲女城,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和日胄《毗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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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那烂陀寺集中学习五年时间。此后在唐贞观十年(636)到贞观十三年(639)约四年的时间,沿着经印度东海岸诸国再转向南方各国的路线,此后沿着西海岸诸国的路线,周游印度。他在伊烂孥国(今印度比哈尔邦的蒙吉尔地区)从怛他揭多鞠多、羼底僧诃二僧学习有部的《大毗婆沙论》和《顺正理论》等。在南賅萨罗国(今印度纳格浦尔以南的钱达及其以东康克尔地区),从一婆罗门学习因明,读《集量论》。在驮那羯磔迦国(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克里希那河口处)从苏部底、苏利耶二僧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在北印度的钵伐多国(今克什米尔的查谟地方)从二三高僧学习正量部的《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续高僧传》卷四作《成实论》)等。玄奘在回到那烂陀寺参见戒贤之后,又到寺西不远的地方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有部三藏及声明、因明等方面的问题。接着又到杖林山从居士胜军论师学习《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并就《瑜伽师地论》、《因明》等进行请教。胜军曾从贤爱论师学《因明》,又从安慧学《声明》及大小乘论,还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对《吠陀》外书、天文、地理、医方、术数等也有广博的知识,受到戒日王的敬重,有弟子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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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玄奘以那烂陀寺为中心,遍学五印度,所学内容是大小乘兼收并蓄,虽首重瑜伽唯识理论,但对中观理论也深加探究,在小乘教义方面对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尤花大力量研修。此外,玄奘对因明学(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梵语以及声明学(关于语言、文字、音韵、文法的学问)、婆罗门教及其他外道,等等,也进行学习、研究。这为以后玄奘从事译经打下了宽广而又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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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大乘中观学派、小乘正量部及外道学者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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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戒贤等人宣扬瑜伽唯识理论,是大乘有宗;般若中观学派主张诸法性空和中道理论,是大乘空宗。二宗学僧虽在一寺相处,但因见解不同也有争论发生。在玄奘从胜军处再度回到那烂陀寺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寺内中观论师师子光在向僧俗四众讲《中论》、《百论》二论过程中,对戒贤等人据《摄大乘论》及《唯识抉择论》等所讲的唯识理论进行批驳。玄奘对大乘二宗都很精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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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惑者不能会通,谓为乖反。此乃失在传人,岂关于法也!(《三藏法师传》卷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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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大乘小乘以至大乘空、有二宗,都是佛、菩萨创立的,虽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宗旨上是互不妨碍的,关键是传教者能否融会贯通。他用此意质问师子光,师子光不能回答。此后玄奘又表示,《中论》、《百论》讲缘起性空,只是破世俗迷妄认识(遍计所执性),而没有讲一切依心识而缘起(依他起性),也没有讲通过达到“唯识无境”的认识而体悟我、法二空的圆满真如(圆成实性),批评师子光只看到《中论》等论中有“一切无所得”的话,便断定《瑜伽论》所论证的“圆成实性”不能成立。[28]他“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三藏法师传》卷四)。可以想见,他是站在瑜伽行派的立场上(如有、空、中三时判教论所表示的那样)来会通大乘空、有二宗的。他把《会宗论》呈给戒贤和其他人看,受到普遍赞赏。师子光为此而感到羞愧,离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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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虽大小乘并学,但主张大乘占主导地位,对小乘中有人批判大乘更不能容忍。戒日王一次征恭御陀(今印度东部沿海的甘贾姆)途经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北部)。此地盛行小乘,不信大乘,僧众攻击大乘“为空华外道,非佛所说”,对戒日王优待那烂陀寺表示不满,说:“那烂陀寺空华外道,与迦波厘(按,结鬘外道,此外道人用骷髅串结作颈饰)不殊故也。”(《三藏法师传》卷四)他们对南印度一个叫般若鞠多的老婆罗门写的《破大乘论》十分赞赏,拿出来给戒日王看,说:“我宗如是,岂有大乘人能难破一字者?”此论持正量部义,有七百颂。戒日王派人到那烂陀寺请戒贤等四位高僧“善自他宗兼内外者”前去辩论。戒贤便决定派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四人去。海慧等三人感到没把握,玄奘表示自己在本国及迦湿弥罗等地已遍学小乘三藏,有辩胜的可能,“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三藏法师传》卷四)。然而此后接戒日王来信,请暂停出发。尽管如此,玄奘在精研《破大乘论》之后,还是写了《制恶见论》,长达一千六百颂,运用大乘教义详加批驳。他把此论给戒贤等人看,受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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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对所谓外道是取坚决排斥的态度的。有一次,有个顺世外道的学者写了四十条论义悬挂在那烂陀寺门上,要求与寺僧辩论,宣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日没人敢应。玄奘派房内净人(侍奉者)出去把此论义撕毁,请戒贤等人作证,便与这个外道学者进辩论。玄奘历数各种外道之名,如多外道、离系外道、髅鬘外道、殊征伽外道及数论外道、胜论外道,然后一一加以批判。据载,这个外道学者终于服输,要按约斩首相谢。玄奘不许收他为奴,后又放他走。[29]此人到了东印度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西部地区)向鸠摩罗国王谈玄奘的学德,国王发使请玄奘到自己国家来。玄奘到后,应国王之问讲述佛以法、报、应三身普度众生之事,著《三身论》三百颂赠之。据载,这位国王此后便从玄奘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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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听说玄奘在印度为人和表现,遣使命迦摩缕波王快把玄奘送至曲女城。玄奘到达后,戒日王对玄奘以盛礼相待,听玄奘讲中国情况及求法之事。戒日王向玄奘要《制恶见论》看,看后问在座的小乘僧众能否辩驳,竟无人敢应。据载,戒日王之妹就是信奉正量部的,听了玄奘的论旨后称赞不已,戒日王当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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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论大好,弟子及此诸师并皆信伏,但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曲女城为师作一会,会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绝其毁谤之心,显师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三藏法师传》卷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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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敕告各国及各方面的学者都到曲女城集会,来听宣述玄奘《制恶见论》中的阐扬大乘,批驳小乘之义。此当唐贞观十五年(641)。据载,有五印度十八国王、诸国高僧千余人、著名婆罗门和外道五百余人、各国大臣二百余人到会。全场布置庄严,实际是举行学术辩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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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请玄奘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又叫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把《制恶见论》向会众宣读,还另抄写出一篇悬挂会场门外,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据载,接连十八天没有人提出质难。戒日王赠玄奘大量金银钱及珍宝,并请他骑象游街巡众。玄奘一概谢绝。王的侍臣只得拿着玄奘的袈裟沿街唱告民众:“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三藏法师传》卷五)当时人们对玄奘十分钦敬,大乘信徒称他是“大乘天”(摩诃耶那提婆),小乘信徒称他为“解脱天”(木叉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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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又应戒日王之邀到钵罗耶伽国(今印度北方的阿拉哈巴德)参加了为期75天的无遮(任何人可参加)施舍大会。此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是戒日王举行的第六次大会,有道俗50余万人到会,把国库财物广泛施舍给僧、婆罗门、外道和贫穷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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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辞别戒日王等,携带从各地搜求的经像踏上归国的路程。玄奘在求法游历过程中遭遇了千辛万苦,几度即将丧命,但他始终坚持初衷不渝,经过艰苦跋涉,向各地学者虚心学习和研讨,终于达到目的,载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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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两点:求取《瑜伽师地论》等经论;求释佛学中的疑难问题。他在行程的顺境或是逆境,一再申明此志。如他到达高昌国时,国王麴文泰以弟相待,一再挽留,玄奘坚决辞谢,说自己“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四方,请未闻之旨”,不能中途而止。在他离开高昌之前答谢麴文泰王的表文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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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教东流六百余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随使双林(按,此原指释迦佛逝世的娑罗双树林,此借喻佛法)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禀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翦邪见之稠林,绝异端之穿凿,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三藏法师传》卷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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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从东汉至东晋以来,以摄摩腾、支娄迦谶、康僧会、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译经僧,虽所译经典使佛教得以传播,但由于翻译不同,人们对教义产生种种分歧乃至错误的认识,有的主张众生将来必当成佛,当有(始有)佛性,而有的则主张佛性“本有”(无始以来就有)或“现有”。到南北朝时,地论学者围绕对心性和判教的不同理解,甚至分成相州南道派和北道派,[32]长期争论不已。玄奘之所以决心西去求法,就是希望求得经本,回国重作翻译,并以在印度所学的佛法,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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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在阿踰陀国恒河船上遭贼抢劫,将杀他祭天神时,乃申明自己来印是为了礼佛迹,“请向经法”,并向弥勒菩萨祷念,希望受持《瑜伽师地论》,听闻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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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归国前夕,那烂陀寺的戒贤等人、羯若鞠阇国戒日王以及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都曾真心地留他长住印度,他都一一婉辞回绝。如他对戒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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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自到已来,蒙师为说《瑜伽师地论》,决诸异网,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由是不暇停住。(《三藏法师传》卷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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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求法弘教的宗教情热,深厚的爱国思乡之情,是玄奘“投身于万死之地”,然后又载誉返回祖国的强大动力,也是他以后殚精竭虑从事译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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