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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八年（644），玄奘与其随从人员带着佛经归至属于唐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瞿萨旦那国（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立即修表派人上奏朝廷，说自己在贞观元年（原作三）“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历览周游一十七载”，现已至于阗，谨奉表先闻（《三藏法师传》卷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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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七八月，唐太宗派使迎接，并敕沿途各地护送。贞观十九年（645）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玄奘一行到达长安西郊，京城留守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房玄龄派右武卫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县令李乾祐迎接，沿途数十万僧俗人众举着幡盖，烧香散花，夹道欢迎。玄奘被暂时安置在别馆，所带经像被送到弘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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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带回的佛典包括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5部，正量（三弥底）部经律论15部，化地（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饮光（迦叶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论13部，共520夹，657部，用20匹马驮回。此外，又带回各式金银及旃檀木刻佛像及佛舍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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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唐太宗、高宗直接支持下的玄奘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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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初，玄奘东至洛阳宫谒见唐太宗，太宗“迎慰甚厚”。当问及何以能穿越重阻到达印度时，玄奘盛赞太宗的仁德，称“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又应问介绍游历西土的情况，广及山川地理、风俗人物。太宗说“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此即以后玄奘“奉敕撰”《大唐西域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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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十分欣赏玄奘的才能，劝他还俗辅政。玄奘婉言谢绝，表示愿意终生行道，“以报国恩”。此时太宗正准备率兵攻打高句丽，劝玄奘随行。玄奘以病和戒律禁止观看兵戎战斗的理由加以婉谢。当玄奘提出希望到少林寺译经之时，太宗不许，命他回长安住在弘福寺译经，“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续高僧传》卷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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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回到长安后即住到弘福寺，把译经应配备担任证义、缀文、笔受及书手等的人选和数字，写状告诉房玄龄。房玄龄立即派人上报太宗，诏复“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三藏法师传》卷六）。这样，以玄奘为“译主”的宏大译场得以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也是盛唐时期宏伟的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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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译经是从简至繁地发展的。汉魏译经在民间进行，译经者二三人至四五人，译主[36]一般即携来梵本（或胡本）佛经或口诵出佛经者，如此人不懂汉文，需有“口传者”（或口译者），然后由“笔受者”写成汉文。笔受者可至二三人，可就译文详加斟酌。如果译主懂汉文，则可与助手切磋后口宣汉文，由笔受者笔录为文。译经资金和条件的提供者为“劝助者”。西晋的规模较大，但译经分工大体仍这样。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道安、后秦鸠摩罗什译经，因为直接得到前秦、后秦政府的大力支持，规模空前，译经分工更加细密。主译者，如鸠摩罗什，因已经学会汉语，可自由翻译，有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在译《摩诃般若经》时，后秦王姚兴亲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著名学僧五百余人详加审定，然后抄写。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没有现成梵本（或胡本），则先应口诵经本，然后笔受为梵（或胡）文，再经口译后笔译为汉文，最后再经正（或证）义、校对。道安主持译《阿毗昙毗婆沙》是这样，鸠摩罗什主持所译的《十诵律》（蘮宾僧弗若多罗诵出）、《四分律》（蘮宾僧佛陀耶舍诵出）也采取这种方式。隋时首设统一国家的译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任僧官或高僧担任“监护”。唐代从玄奘开始，设立了规模大、分工细的译场，但担任监护的改为俗官，如相当宰相职位的左仆射房玄龄“专任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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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场中有些什么主要职务，可从以下引文找到答案。《三藏法师传》卷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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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窻、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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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楼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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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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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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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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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证义”，是考证已译之文是否妥当，提出建议供译主斟酌。“缀文”，把译出的经文按汉文语法贯连起来，还做修辞润色的工作。“字学”或“正字字学”，负责考辨字体、训读音义。玄应后来撰写《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证梵语梵文”，考校不同梵本，对照所译梵本，考察文义的同异正误，并审核译文得失。“笔受”，是按译主确定的译文笔录下来。如译主不懂汉文，没有现成梵本，则据记忆诵出，由笔受者先录梵文。“书手”是译场中的抄写员，把定稿的译经抄写出来。到义净译经时，在“证梵文”之外又置“证梵义”者。此外，还有担任校勘、译经前唱诵梵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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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大臣除可受命担任统辖译场组织和行政事物的“监护”之外，还可参与译经的审定润文工作。如唐初印度僧波颇为译主译经时，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瞡“总知监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李孝恭等奉敕“参助详定”。玄奘在高宗时示意中书侍郎李义府陈奏皇帝，希望大臣赞助译经。高宗立即下诏命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三藏法师传》卷八）。虽然有些显宦贵臣只是挂个名，但他们在朝野的影响对译经和佛教的传播十分有利。[38]当然，译场的大小因译主和所译经典的不同也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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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译经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按唐代道宣的话讲是“公给资什”。译场先后设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经院及在坊州宜君县（在今陕西铜川）的玉华宫。玄奘在陪从太宗、高宗的过程中也先后在西京皇宫内的弘法院、终南山的翠微宫、洛阳的积翠宫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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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晚年“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常与玄奘谈论佛法，并询问译经进度及佛经内容。贞观二十二年（648）在玄奘译完《大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一批经典，撰述《大唐西域记》结束之时，太宗应玄奘再三表请，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精通佛法，道德高尚，情操清正，“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最后祝他所译佛经永传世间，福佑无边，说“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39]时为太子的李治（即位为高宗）为此又写了称誉玄奘求法译经及太宗写序的《述三藏圣教序记》（《述圣记》）。[40]唐太宗还采纳玄奘的建议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国有寺3716座，计度僧18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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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即位，对玄奘更加崇敬，应玄奘的请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经像的五级砖塔——大雁塔，又亲自为大慈恩寺撰写碑文，请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还特地允许他长住玉华宫主持翻译《大般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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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佛学上的深厚造诣和西行求法的非凡经历，固然是取得皇帝及大臣信任、优遇的重要原因，也与他善于迎合他们的心理，密切地与他们交往有关。例如，显庆元年（656）十月被立为皇后刚满一年的武则天在临产李显（后即位为中宗）之时，玄奘启奏；“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过了几天看见有一只赤雀飞止于宫内，便特地上表“为陈喜相”，祈祝皇后平安，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既为曩伐之休符，亦是当今之灵贶。”李显诞生后，高宗立即派使者告诉玄奘，并说：“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玄奘上表祝贺。在李显生满三日、满月、百日之时，都上表贺，赠法衣等；在满月时奉敕为他剃发。（《三藏法师传》卷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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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声望日著，在中央和地方上任职的官员也纷纷前来致礼问法或受戒。玄奘虽为出家人，但他在向这些人传法之际也结合运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进行说教。例如在永徽二年（651）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使李道裕、谷州刺使杜正伦、恒州刺使萧锐在京时参礼玄奘，从受菩萨戒。玄奘“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他们在谢书中谈到了从玄奘所听受佛法的内容，如“因机以接物，假相而弘道”；“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识”；“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为无德”（《三藏法师传》卷七）[42]，是说虽身居军政要职，实践儒家名教，并不妨碍信奉大乘佛法，生死与涅槃，出世与世间本来是“不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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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玄奘从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百官得到广泛支持，使他主持下的译经能在空前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由他和弟子们提倡的法相唯识宗能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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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奘所译主要佛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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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的约20年的时间里，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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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按内容将玄奘的译经作一个大致的分类，其中大乘佛典的般若中观类有6部615卷，按卷数占全部译经的46% ；其次为瑜伽唯识经典，有21部201卷，占译经卷数的15% ；小乘佛典中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数量最大，有14部445卷，占译经卷数的33% ，其他大小乘经典仅占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