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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大乘小乘以至大乘空、有二宗，都是佛、菩萨创立的，虽侧重点不同，但在基本宗旨上是互不妨碍的，关键是传教者能否融会贯通。他用此意质问师子光，师子光不能回答。此后玄奘又表示，《中论》、《百论》讲缘起性空，只是破世俗迷妄认识（遍计所执性），而没有讲一切依心识而缘起（依他起性），也没有讲通过达到“唯识无境”的认识而体悟我、法二空的圆满真如（圆成实性），批评师子光只看到《中论》等论中有“一切无所得”的话，便断定《瑜伽论》所论证的“圆成实性”不能成立。[28]他“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乃著《会宗论》三千颂”（《三藏法师传》卷四）。可以想见，他是站在瑜伽行派的立场上（如有、空、中三时判教论所表示的那样）来会通大乘空、有二宗的。他把《会宗论》呈给戒贤和其他人看，受到普遍赞赏。师子光为此而感到羞愧，离寺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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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虽大小乘并学，但主张大乘占主导地位，对小乘中有人批判大乘更不能容忍。戒日王一次征恭御陀（今印度东部沿海的甘贾姆）途经乌荼国（今印度奥里萨北部）。此地盛行小乘，不信大乘，僧众攻击大乘“为空华外道，非佛所说”，对戒日王优待那烂陀寺表示不满，说：“那烂陀寺空华外道，与迦波厘（按，结鬘外道，此外道人用骷髅串结作颈饰）不殊故也。”（《三藏法师传》卷四）他们对南印度一个叫般若鞠多的老婆罗门写的《破大乘论》十分赞赏，拿出来给戒日王看，说：“我宗如是，岂有大乘人能难破一字者？”此论持正量部义，有七百颂。戒日王派人到那烂陀寺请戒贤等四位高僧“善自他宗兼内外者”前去辩论。戒贤便决定派海慧、智光、师子光和玄奘四人去。海慧等三人感到没把握，玄奘表示自己在本国及迦湿弥罗等地已遍学小乘三藏，有辩胜的可能，“若其有负，自是支那国僧，无关此事”（《三藏法师传》卷四）。然而此后接戒日王来信，请暂停出发。尽管如此，玄奘在精研《破大乘论》之后，还是写了《制恶见论》，长达一千六百颂，运用大乘教义详加批驳。他把此论给戒贤等人看，受到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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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对所谓外道是取坚决排斥的态度的。有一次，有个顺世外道的学者写了四十条论义悬挂在那烂陀寺门上，要求与寺僧辩论，宣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日没人敢应。玄奘派房内净人（侍奉者）出去把此论义撕毁，请戒贤等人作证，便与这个外道学者进辩论。玄奘历数各种外道之名，如多外道、离系外道、髅鬘外道、殊征伽外道及数论外道、胜论外道，然后一一加以批判。据载，这个外道学者终于服输，要按约斩首相谢。玄奘不许收他为奴，后又放他走。[29]此人到了东印度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西部地区）向鸠摩罗国王谈玄奘的学德，国王发使请玄奘到自己国家来。玄奘到后，应国王之问讲述佛以法、报、应三身普度众生之事，著《三身论》三百颂赠之。据载，这位国王此后便从玄奘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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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听说玄奘在印度为人和表现，遣使命迦摩缕波王快把玄奘送至曲女城。玄奘到达后，戒日王对玄奘以盛礼相待，听玄奘讲中国情况及求法之事。戒日王向玄奘要《制恶见论》看，看后问在座的小乘僧众能否辩驳，竟无人敢应。据载，戒日王之妹就是信奉正量部的，听了玄奘的论旨后称赞不已，戒日王当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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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论大好，弟子及此诸师并皆信伏，但恐余国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于曲女城为师作一会，会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示大乘微妙，绝其毁谤之心，显师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三藏法师传》卷五）[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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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敕告各国及各方面的学者都到曲女城集会，来听宣述玄奘《制恶见论》中的阐扬大乘，批驳小乘之义。此当唐贞观十五年（641）。据载，有五印度十八国王、诸国高僧千余人、著名婆罗门和外道五百余人、各国大臣二百余人到会。全场布置庄严，实际是举行学术辩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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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日王请玄奘为“论主”，“称扬大乘，序作论意”，又叫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把《制恶见论》向会众宣读，还另抄写出一篇悬挂会场门外，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据载，接连十八天没有人提出质难。戒日王赠玄奘大量金银钱及珍宝，并请他骑象游街巡众。玄奘一概谢绝。王的侍臣只得拿着玄奘的袈裟沿街唱告民众：“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三藏法师传》卷五）当时人们对玄奘十分钦敬，大乘信徒称他是“大乘天”（摩诃耶那提婆），小乘信徒称他为“解脱天”（木叉提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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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又应戒日王之邀到钵罗耶伽国（今印度北方的阿拉哈巴德）参加了为期75天的无遮（任何人可参加）施舍大会。此会每五年举行一次，这是戒日王举行的第六次大会，有道俗50余万人到会，把国库财物广泛施舍给僧、婆罗门、外道和贫穷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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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辞别戒日王等，携带从各地搜求的经像踏上归国的路程。玄奘在求法游历过程中遭遇了千辛万苦，几度即将丧命，但他始终坚持初衷不渝，经过艰苦跋涉，向各地学者虚心学习和研讨，终于达到目的，载誉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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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两点：求取《瑜伽师地论》等经论；求释佛学中的疑难问题。他在行程的顺境或是逆境，一再申明此志。如他到达高昌国时，国王麴文泰以弟相待，一再挽留，玄奘坚决辞谢，说自己“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四方，请未闻之旨”，不能中途而止。在他离开高昌之前答谢麴文泰王的表文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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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教东流六百余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随使双林（按，此原指释迦佛逝世的娑罗双树林，此借喻佛法）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禀承正法，归还翻译，广布未闻，翦邪见之稠林，绝异端之穿凿，补像化之遗阙，定玄门之指南……（《三藏法师传》卷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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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从东汉至东晋以来，以摄摩腾、支娄迦谶、康僧会、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译经僧，虽所译经典使佛教得以传播，但由于翻译不同，人们对教义产生种种分歧乃至错误的认识，有的主张众生将来必当成佛，当有（始有）佛性，而有的则主张佛性“本有”（无始以来就有）或“现有”。到南北朝时，地论学者围绕对心性和判教的不同理解，甚至分成相州南道派和北道派，[32]长期争论不已。玄奘之所以决心西去求法，就是希望求得经本，回国重作翻译，并以在印度所学的佛法，把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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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玄奘在阿踰陀国恒河船上遭贼抢劫，将杀他祭天神时，乃申明自己来印是为了礼佛迹，“请向经法”，并向弥勒菩萨祷念，希望受持《瑜伽师地论》，听闻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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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归国前夕，那烂陀寺的戒贤等人、羯若鞠阇国戒日王以及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都曾真心地留他长住印度，他都一一婉辞回绝。如他对戒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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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自到已来，蒙师为说《瑜伽师地论》，决诸异网，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由是不暇停住。（《三藏法师传》卷五）[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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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求法弘教的宗教情热，深厚的爱国思乡之情，是玄奘“投身于万死之地”，然后又载誉返回祖国的强大动力，也是他以后殚精竭虑从事译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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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八年（644），玄奘与其随从人员带着佛经归至属于唐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瞿萨旦那国（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立即修表派人上奏朝廷，说自己在贞观元年（原作三）“私往天竺”，“见不见迹，闻未闻经”，“历览周游一十七载”，现已至于阗，谨奉表先闻（《三藏法师传》卷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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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七八月，唐太宗派使迎接，并敕沿途各地护送。贞观十九年（645）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玄奘一行到达长安西郊，京城留守左仆射（相当于宰相）房玄龄派右武卫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长安县令李乾祐迎接，沿途数十万僧俗人众举着幡盖，烧香散花，夹道欢迎。玄奘被暂时安置在别馆，所带经像被送到弘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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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带回的佛典包括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5部，正量（三弥底）部经律论15部，化地（弥沙塞）部经律论22部，饮光（迦叶臂耶）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论13部，共520夹，657部，用20匹马驮回。此外，又带回各式金银及旃檀木刻佛像及佛舍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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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唐太宗、高宗直接支持下的玄奘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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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初，玄奘东至洛阳宫谒见唐太宗，太宗“迎慰甚厚”。当问及何以能穿越重阻到达印度时，玄奘盛赞太宗的仁德，称“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又应问介绍游历西土的情况，广及山川地理、风俗人物。太宗说“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此即以后玄奘“奉敕撰”《大唐西域记》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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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十分欣赏玄奘的才能，劝他还俗辅政。玄奘婉言谢绝，表示愿意终生行道，“以报国恩”。此时太宗正准备率兵攻打高句丽，劝玄奘随行。玄奘以病和戒律禁止观看兵戎战斗的理由加以婉谢。当玄奘提出希望到少林寺译经之时，太宗不许，命他回长安住在弘福寺译经，“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续高僧传》卷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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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回到长安后即住到弘福寺，把译经应配备担任证义、缀文、笔受及书手等的人选和数字，写状告诉房玄龄。房玄龄立即派人上报太宗，诏复“依所须供给，务使周备”（《三藏法师传》卷六）。这样，以玄奘为“译主”的宏大译场得以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也是盛唐时期宏伟的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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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译经是从简至繁地发展的。汉魏译经在民间进行，译经者二三人至四五人，译主[36]一般即携来梵本（或胡本）佛经或口诵出佛经者，如此人不懂汉文，需有“口传者”（或口译者），然后由“笔受者”写成汉文。笔受者可至二三人，可就译文详加斟酌。如果译主懂汉文，则可与助手切磋后口宣汉文，由笔受者笔录为文。译经资金和条件的提供者为“劝助者”。西晋的规模较大，但译经分工大体仍这样。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道安、后秦鸠摩罗什译经，因为直接得到前秦、后秦政府的大力支持，规模空前，译经分工更加细密。主译者，如鸠摩罗什，因已经学会汉语，可自由翻译，有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在译《摩诃般若经》时，后秦王姚兴亲览旧经，验其得失，与著名学僧五百余人详加审定，然后抄写。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没有现成梵本（或胡本），则先应口诵经本，然后笔受为梵（或胡）文，再经口译后笔译为汉文，最后再经正（或证）义、校对。道安主持译《阿毗昙毗婆沙》是这样，鸠摩罗什主持所译的《十诵律》（蘮宾僧弗若多罗诵出）、《四分律》（蘮宾僧佛陀耶舍诵出）也采取这种方式。隋时首设统一国家的译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的翻经馆，任僧官或高僧担任“监护”。唐代从玄奘开始，设立了规模大、分工细的译场，但担任监护的改为俗官，如相当宰相职位的左仆射房玄龄“专任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