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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场中有些什么主要职务，可从以下引文找到答案。《三藏法师传》卷六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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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灵润、沙门文备、罗汉寺沙门慧贵、实际寺沙门明琰、宝昌寺沙门法祥、静法寺沙门普贤、法海寺沙门神窻、廓州法讲寺沙门道琛、汴州演觉寺沙门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门神泰、绵州振音寺沙门敬明、益州多宝寺沙门道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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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缀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师普光寺沙门楼玄、弘福寺沙门明璇、会昌寺沙门辩机、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迈、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栖岩寺沙门道卓、幽州照仁寺沙门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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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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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兴善寺沙门玄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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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余笔受、书手，所司供料等并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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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证义”，是考证已译之文是否妥当，提出建议供译主斟酌。“缀文”，把译出的经文按汉文语法贯连起来，还做修辞润色的工作。“字学”或“正字字学”，负责考辨字体、训读音义。玄应后来撰写《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证梵语梵文”，考校不同梵本，对照所译梵本，考察文义的同异正误，并审核译文得失。“笔受”，是按译主确定的译文笔录下来。如译主不懂汉文，没有现成梵本，则据记忆诵出，由笔受者先录梵文。“书手”是译场中的抄写员，把定稿的译经抄写出来。到义净译经时，在“证梵文”之外又置“证梵义”者。此外，还有担任校勘、译经前唱诵梵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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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大臣除可受命担任统辖译场组织和行政事物的“监护”之外，还可参与译经的审定润文工作。如唐初印度僧波颇为译主译经时，右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瞡“总知监护”，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太子詹事杜正伦、礼部尚书李孝恭等奉敕“参助详定”。玄奘在高宗时示意中书侍郎李义府陈奏皇帝，希望大臣赞助译经。高宗立即下诏命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三藏法师传》卷八）。虽然有些显宦贵臣只是挂个名，但他们在朝野的影响对译经和佛教的传播十分有利。[38]当然，译场的大小因译主和所译经典的不同也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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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译经先后直接得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支持，由政府提供一切条件，按唐代道宣的话讲是“公给资什”。译场先后设在西京弘福寺、大慈恩寺的翻经院及在坊州宜君县（在今陕西铜川）的玉华宫。玄奘在陪从太宗、高宗的过程中也先后在西京皇宫内的弘法院、终南山的翠微宫、洛阳的积翠宫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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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晚年“气力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常与玄奘谈论佛法，并询问译经进度及佛经内容。贞观二十二年（648）在玄奘译完《大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一批经典，撰述《大唐西域记》结束之时，太宗应玄奘再三表请，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称玄奘为“法门之领袖”，精通佛法，道德高尚，情操清正，“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最后祝他所译佛经永传世间，福佑无边，说“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39]时为太子的李治（即位为高宗）为此又写了称誉玄奘求法译经及太宗写序的《述三藏圣教序记》（《述圣记》）。[40]唐太宗还采纳玄奘的建议下诏在京城和各地度僧。全国有寺3716座，计度僧185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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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即位，对玄奘更加崇敬，应玄奘的请求在大慈恩寺建造放置经像的五级砖塔——大雁塔，又亲自为大慈恩寺撰写碑文，请玄奘搬到新建的西明寺居住，还特地允许他长住玉华宫主持翻译《大般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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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佛学上的深厚造诣和西行求法的非凡经历，固然是取得皇帝及大臣信任、优遇的重要原因，也与他善于迎合他们的心理，密切地与他们交往有关。例如，显庆元年（656）十月被立为皇后刚满一年的武则天在临产李显（后即位为中宗）之时，玄奘启奏；“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过了几天看见有一只赤雀飞止于宫内，便特地上表“为陈喜相”，祈祝皇后平安，说：“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兆庶，礼和乐洽，仁深义远，故使羽族呈祥，神禽效质，显子孙之盛，彰八百之隆，既为曩伐之休符，亦是当今之灵贶。”李显诞生后，高宗立即派使者告诉玄奘，并说：“愿法师护念，号为佛光王。”玄奘上表祝贺。在李显生满三日、满月、百日之时，都上表贺，赠法衣等；在满月时奉敕为他剃发。（《三藏法师传》卷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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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声望日著，在中央和地方上任职的官员也纷纷前来致礼问法或受戒。玄奘虽为出家人，但他在向这些人传法之际也结合运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进行说教。例如在永徽二年（651）瀛州刺史贾敦颐、蒲州刺使李道裕、谷州刺使杜正伦、恒州刺使萧锐在京时参礼玄奘，从受菩萨戒。玄奘“为广说菩萨行法，劝其事君尽忠，临下慈爱”。他们在谢书中谈到了从玄奘所听受佛法的内容，如“因机以接物，假相而弘道”；“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识”；“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间，涅槃之际不殊生死，行于般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为无德”（《三藏法师传》卷七）[42]，是说虽身居军政要职，实践儒家名教，并不妨碍信奉大乘佛法，生死与涅槃，出世与世间本来是“不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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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玄奘从上至皇帝，下至王公大臣百官得到广泛支持，使他主持下的译经能在空前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由他和弟子们提倡的法相唯识宗能盛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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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玄奘所译主要佛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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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正月的约20年的时间里，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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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按内容将玄奘的译经作一个大致的分类，其中大乘佛典的般若中观类有6部615卷，按卷数占全部译经的46% ；其次为瑜伽唯识经典，有21部201卷，占译经卷数的15% ；小乘佛典中以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数量最大，有14部445卷，占译经卷数的33% ，其他大小乘经典仅占约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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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般若中观类佛典中以《大般若经》篇幅最大，有600卷。瑜伽唯识类经典虽数量不大，但都是玄奘及其弟子弘传的重点，是法相唯识宗的主要依据。在玄奘译出经典中，有相当部分是重译（“新译重本”），有29部，占译经部数的10.8% 。其中《大般若经》中有108卷是重译，占全经的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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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大体上按类别对玄奘的译经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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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般若中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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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经》是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从小品《般若经》到大品《般若经》、直到《大般若经》，篇幅和内容逐渐扩充，在大藏经中般若类经典竟占全部经藏的四分之一以上。[43]《般若经》为大乘佛教提供理论基础，被称为“诸佛之母”，从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开始，在经录中和据此经录“入藏录”编纂的大藏经中被置于经藏的首位。中观类佛典是论释般若理论的，从龙树（约3世纪）著《中论》、《十二门论》等开始，后世续有中观类著作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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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的般若中观类佛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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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六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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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于唐显庆五年（660）正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笔受者有普光、大乘钦、嘉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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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带回三种梵本，对校后才译。梵本共有二十万偈。谓佛在王舍城鹫峰山、舍卫城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四个处所（“四处”），经十六次讲经会宣说此经（“十六会”）。译经中弟子几度提出作些删略，玄奘“不敢更删，一如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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