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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胜论学者（“卫世师”）慧月著。是胜论学派的理论。《开元录》卷十三说：“鸺仙人本所造论，但六句义，慧月加四，足成十句”，“为上欲令博学之者委悉异道之宗，故译之也”。译于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六句是指：实、德、业、同、异、和合；所加四句是：有能、无能、俱分、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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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贞观二十年（646）奉敕撰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说：“又出《西域传》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也说此书“沙门辩机承旨缀辑”。可以说是由玄奘口述，辩机奉命笔录缀辑而成。古来此书多署：“三藏法师奉诏译，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撰”，是不确当的。《西域记》记述玄奘“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敬播“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是千古不朽的中外交通名著，对研究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各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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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在玄奘译经过程中曾奉唐太宗之敕把《老子》译成梵文传到印度，还把《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送传印度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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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译经史上，玄奘的译经标志着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后，人们将玄奘以前的译经称为“旧译”，而将自玄奘开始的译经称为“新译”。玄奘的译经不仅涉及面广、数量多、部头大，而且在翻译水平上也超过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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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曾被作为“缀文大德”参加玄奘译场。他在《续高僧传·玄奘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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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或作“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有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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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译的代表人物支谶、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等外来僧人或外国移民的后裔之中，虽有也有人已经学会汉语，然而很难说已经完全精通，尽管有众多弟子、助译者协作，然而仍难避免影响翻译的质量，出现道宣指出的增损文句及“事语易明，义求罕见”，“言语莫通，是非俱滥”的情况。玄奘自幼接受中国文史熏陶，学问渊博，梵汉精通，对经文有系统深入的理解，做到融会贯通，所以翻译能“出语成章”，并且又得到全唐一流佛学名僧的协助，故译经达到空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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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道安曾总结古来译经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玄奘译经也有“五种不翻”[51]。据宋代居士周敦义《翻译名义序》[52]所引，玄奘主张对以下五种情况下的语句不作翻译，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按，密咒）”，如《般若心经》中的“揭帝揭帝……”及密教经典中的大量密咒等；“二、含多义故，如薄加梵具六义”，六义是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佛地经论》卷一），旧译作“世尊”；“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按，意为无上正等正觉），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谓像“般若”这个词，虽意为“智慧”，但用音译“智慧”比较庄重。这五种情况皆不翻，而应用音译。当然，玄奘关于翻译的理论远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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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玄奘所重译的经典和《西域记》中对旧译地名人名的大量批评来看，玄奘的译文变化巨大，风格突出。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照残存梵文经卷对玄奘译经进行了很多研究，一致认为玄奘是伟大杰出的翻译家。季羡林说：“他的译风，即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53]是十分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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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年六十五岁。据此，当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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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神窻、嘉尚、普光、窥基、法泰、圆测、道世、慧立等。其中窥基长住慈恩寺，被尊称为慈恩法师，撰有很多著作，号“百本疏主”或“百部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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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义净西行求法和佛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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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是唐朝前期译经代表人物之一，与后秦鸠摩罗什、南朝陈真谛、唐玄奘被并称为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55]。下面依据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56]、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圆照《贞元释教录》及其义净自撰《南海寄归内法传》[57]等资料对义净的生平、佛经翻译作概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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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家学习佛法和渡海赴印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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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原籍范阳（治所在今河南涿县）。他的高祖曾任东齐的郡守，全家当于此时徙迁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故史书多称他是齐州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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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六七岁时，即礼泰山金舆谷神通寺善遇法师、慧智禅师为师，出家学习佛法。金舆谷神通寺原是东晋时期北方著名僧人竺僧朗居住传法的地方。竺僧朗是后赵军政最高顾问、神僧佛图澄（232—348）的弟子。善遇、慧智二师为了向民众传法方便，携义净下山迁居到在齐州城西四十里的土窟寺。义净所师事的两位师父皆学德兼优，对他像亲子一样给予亲切关怀和传授学问。义净后来在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时怀着崇敬的心情对这两位师父的学德作了回忆和称颂。他说善遇法师“博闻”，“正窥三藏，旁睇百家，两学兼通，六艺通备；天文地理之术，阴阳历算之奇，但有经心，则妙贯神府……所制文藻及一切经音，并诸字书，颇传于世”。这是说善遇既通佛法，又通“外学”儒、道诸学。他还说善遇善书法，聪慧好学，为人“仁爱”，慷慨有度量，在佛法方面常读《涅槃经》、《般若经》，并勤于念佛。他虽也向义净传授文字学和儒道经史等，但仍教导义净要专心修学佛法，曾说：“汝略披经史，文字薄识，宜可钦情胜典，勿著斯累。”在义净十二岁时，善遇法师去世。慧智法师是义净的戒师。义净说他“专意律仪，澄心定潋，昼夜勤六时而不倦，旦夕引四辈而忘疲”。是说慧智擅长佛教戒律，并勤于坐禅修行，热心教诲僧徒信众。慧智常读诵和书写《法华经》。他曾教诲义净说：“汝可务绍隆三宝，令使不绝。莫纵心于百氏，而虚弃一生。”义净把这两位师父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说善遇法师“乃恩励父严”，慧智禅师“则慈申母爱”。[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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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这两位师僧的教导之下，在佛法和儒道经史方面都积累了广博的知识，所谓“内外闲习，古今博通”。（《宋高僧传·义净传》）义净曾回忆说：“少寻周礼，以礼乐为常；常习老庄，将恬淡而为乐”。（《贞元释教录》卷十三）[60]但他认为儒、道二教不讲三世因果，不如佛法精深，所以决心毕生为僧，弘扬佛法。这正是他的两位师父所希望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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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十五岁时便萌发效仿东晋法显、唐初玄奘到西天求法的念头，激励他刻苦学习佛法。在二十岁时礼慧智禅师为戒师受具足戒，此后在慧智的指导下集中五年时间学习律典，专研律学，所学的主要是唐法砺的相部宗律学和道宣的南山宗律学。他后来告别慧智禅师，游历长安、洛阳两京，拜访名师，学习《毗昙》、《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等。这样，义净在赴印求法之前已经是位拥有广博深厚佛学知识的学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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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咸亨二年（617），义净得到在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岗州（在今广东新兴至开平之间）的冯孝铨兄弟的大力资助，启程赴印求法，从番禺（今广州）搭乘波斯船出发，翌年至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今印度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县内）上岸，开始周游印度，巡礼佛教圣地。他在印度佛教名寺那烂陀寺“十载求经”。那烂陀寺自5世纪以来所传承的学风是既重视般若中观之学，又重瑜伽唯识之学，并且重视因明，对法（小乘的《俱舍论》、大乘的《阿毗达磨集论》等论书）、戒律的传授。当年玄奘曾在此寺从戒贤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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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离开此寺后，乘船到南海游历诸国，经室利佛逝国（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都城在巨港，或云在占碑）时，停住四年从事译经和写书。在这期间，义净曾在武周永昌元年（689）七月一度从室利佛逝国搭船回到广州，约请四位僧人同归南海协助他译写佛经。直到武周长寿三年（694年，五月改元延载），他才结束在南海的求法历程，乘船回归广州，并于翌年，即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到达洛阳。武则天听说，亲自率群臣到城东门外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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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巡游求法前后达25年，历经30余国，带回梵本佛教经、律、论近400部，合50万颂，并带回金刚座真容[61]一铺、舍利三百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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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比玄奘晚到印度44年。他赴印和归国皆经海路，又在南海岛国滞留10多年时间。在他写的名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当时印度、南海的佛教形势做了概要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这些地方的佛教及至历史文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在此书卷四，他记述了曾亲承教诲的大乘空、有二宗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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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本土羝罗荼寺的智月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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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的宝狮子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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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方的地婆羯罗密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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