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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咸亨二年（617），义净得到在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岗州（在今广东新兴至开平之间）的冯孝铨兄弟的大力资助，启程赴印求法，从番禺（今广州）搭乘波斯船出发，翌年至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今印度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县内）上岸，开始周游印度，巡礼佛教圣地。他在印度佛教名寺那烂陀寺“十载求经”。那烂陀寺自5世纪以来所传承的学风是既重视般若中观之学，又重瑜伽唯识之学，并且重视因明，对法（小乘的《俱舍论》、大乘的《阿毗达磨集论》等论书）、戒律的传授。当年玄奘曾在此寺从戒贤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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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离开此寺后，乘船到南海游历诸国，经室利佛逝国（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都城在巨港，或云在占碑）时，停住四年从事译经和写书。在这期间，义净曾在武周永昌元年（689）七月一度从室利佛逝国搭船回到广州，约请四位僧人同归南海协助他译写佛经。直到武周长寿三年（694年，五月改元延载），他才结束在南海的求法历程，乘船回归广州，并于翌年，即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到达洛阳。武则天听说，亲自率群臣到城东门外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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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印度和南海巡游求法前后达25年，历经30余国，带回梵本佛教经、律、论近400部，合50万颂，并带回金刚座真容[61]一铺、舍利三百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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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比玄奘晚到印度44年。他赴印和归国皆经海路，又在南海岛国滞留10多年时间。在他写的名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对当时印度、南海的佛教形势做了概要的记述，为我们了解这些地方的佛教及至历史文化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在此书卷四，他记述了曾亲承教诲的大乘空、有二宗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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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本土羝罗荼寺的智月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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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烂陀寺的宝狮子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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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东方的地婆羯罗密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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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方的稰他揭多揭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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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室利佛逝国的释迦鸡栗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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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评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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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并比秀前贤，追纵往哲。晓因明论，则思拟陈那；味瑜珈宗，实罄怀无著；谈空，则巧符龙猛（按：指龙树）；论有，则妙体僧贤（按：指《顺正论》作者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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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他们对陈那的因明学，无著的瑜伽唯识学，龙树的般若中观学，众贤等人的阿毗昙（对法）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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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在此书中还介绍说，这些地方也流行小乘各个部派，但情况不尽相同。此书卷一说当时这些地方流行的部派主要有四个，即：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正量部。其原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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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揭陀则四部通习，有部最盛。罗荼、信度（西印度国名），则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时逢大众。南面则咸遵上座，余部少存。东裔诸国，杂行四部（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皆名东裔，乃至尽穷，有大黑山，计当吐蕃南畔，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斯岭。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稰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戌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次东极至临邑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西方见有，实异常伦）。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州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以来，少兼余二（从西数之，有婆鲁师洲、末罗游洲，即今室利佛逝国是；莫诃信洲、诃陵洲、稰稰洲、盆盆洲、婆里洲、崛伦洲，佛逝补罗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录）。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罗游，少有大乘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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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印度本土的中部（摩羯陀等国）、西部（罗荼、信度）、南部、东部（所谓东裔的一部分）的小乘部派流行情况与玄奘游历印度时略同，即在大乘之外，最流行的小乘部派是说一切有部，其次是正量部、大众部及上座部等。“东裔诸国”的其他地方在今东南亚诸国沿海一带地域[63]。“师子洲”即今斯里兰卡国。“南海诸州”的十余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北诸岛和马来半岛等地。以上地区盛行小乘佛教，四个部派中以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最有影响，其中的末罗游洲（今印尼占碑一带），有大乘佛教流行。义净又从总体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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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天（按：指北印度）南海之郡，纯是小乘。神州赤县（按：指中国）之乡，意存大乘。自余诸处，大小杂行。（以上载《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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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谓北印度和东南亚一带地方盛行小乘佛教，中国盛行大乘佛教，其他地方是大小乘佛教混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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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的大乘佛教最流行的是什么学派呢？义净介绍说：大乘“无过两种：一则中观；二则瑜珈”。[64]然而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道琳传》中还讲印度的那烂陀寺、西印度等地已经流传“明咒藏”，即密教经藏，谓有梵本十万颂，译成汉文可达3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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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义净所述，印度、南海一带大小乘并传，小乘仍占优势，在大乘中包括般若中观、瑜伽唯识二派以及注重明咒（陀罗咒、密咒）的密教。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他翻译的经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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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净的佛经翻译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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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归国时正值武周时期，此后经历唐中宗、睿宗二朝，受到武则天和中宗、睿宗二帝的优遇。义净开始奉敕协助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佛授记寺翻译八十卷本的《华严经》等经。从武周久视元年（700）至景云二年（711），义净先后在东都福先寺、西都西明寺、大荐福寺翻经院翻译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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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主持的译场的规模不亚于玄奘的译场。由朝廷出面组织，先后有复礼、慧表、智积、法宝（玄奘弟子）、法藏（华严宗创始人），文纲（道宣弟子）、慧沼（窥基弟子）、利贞等著名学僧担任“笔受”或“证义”；负责证梵文梵本者多为印度僧。先后担任文字润色的有兵部侍郎崔、给事卢粲、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硋、苏等当朝地位显赫的官员；担任“监译”的先后有秘书大监驸马都尉杨慎交、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瑰等人；出任“监护”的先后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秘书大监嗣虢王李邕等人。由此可见译场规格之高，排场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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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净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能断金刚般若经》、《入定不定印经》等二十部佛经后，武则天特为撰写《三藏圣教序》，令标于经首。序中有曰：“朕幼崇释教，夙慕归依，思欲运六道于慈舟，迥超苦海；驱四生于彼岸，永离盖缠。”[65]表明他支持译经等佛教事业是为了拯救轮回于六道苦海的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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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在高宗去世后曾一度登基为帝，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被废为卢陵王，先后幽居均州、房陵，直到武则天病重垂危才又被请回再登帝位。中宗虔信佛教，在房陵时常向药师佛祈祷，复位后认为是佛的保佑才重登皇帝宝座的。在义净译出《大孔雀咒王经》、《佛为胜光天子说王法经》等四部佛经后，中宗为写《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令置各经之首。序文对义净译经赞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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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翻译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后资汉译，摭词方凭于学者，诠义别禀于僧徒。今兹法师不如是矣。既闲五天竺语，又详二谛幽宗，译义缀文，咸由于己出，措词定理，匪假于旁求。超汉代之摩腾，跨秦年之罗什。[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