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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介绍说，东晋以后，江南崇尚《成实论》，佛学界用此论论释《十诵律》戒的戒体，然而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妥当[51]。他虽表示依据《成实论》论释《四分律》的戒体是正确的，但却认为唯识学说在理论上更为圆满，更主张按唯识学说论释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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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提出的戒体论是主张以唯识学派所说的第八识阿赖耶藏识中的“善种子”为戒体。《羯磨疏》卷三在介绍了以色、以非色非心为戒体的看法以后，说应当据“圆教”（法相唯识学说）说明戒体，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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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警意之缘也。以凡夫无始随妄兴业，动与妄会，无思返本。是以大圣（按：佛）树戒警心，不得堕妄，还沦生死。故律中云：欲修梵行（按：净行）尽苦源者，便命召之入圣戒数，此根利也。后渐浇浊，不可示本，乃就傍缘，广闻衢路，终依心起，妄分前境。愚人谓异，就之起著，或依色心及非色心。智知境缘，本是心作，不妄缘境，但唯一识，随缘转变，有彼有此。欲了妄情，须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识藏（按：阿赖耶识），成善种子，此戒体也。（见《济缘记》三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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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在这里没有明分作戒与无作戒，实际将二者之体等同。他站在“一切唯识”的立场，认为戒是警策受戒者不可为非作恶的，心识起决定作用；有部以色作为戒体不能成立，即使据《成实论》把色心、非色非心看作是作戒与无作戒之体也是不妥当的（“愚人谓异……”）；实际上一切事物现象（境缘）“本由心作”，如果不接触外境而摄心观想，就会认识到“但唯一识，随缘转变，有彼有此”；正因为心识随妄（情欲烦恼），才造恶业；知此就应受戒（作法受），抑制“妄心”，在根本心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本识藏）中促成善行功能的产生（成善种子）；而这种能导致受戒者持戒行善的精神功能，就是戒体。受戒者通过受戒得到戒体，就能经常记住和持守戒规，防范过错，又反过来不断影响本识，使妄情逐渐消失断灭，达到解脱，所谓：“于诸过境，能忆，能持，能防，随心动用，还熏本识，如是展转，能静妄源。”（《羯磨疏》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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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以心识为戒体理论的提出，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以往都是依据小乘理论解释小乘戒的所谓戒体，道宣首次用大乘唯识学说论释戒体，从而建立了以大乘佛教理论为基础的律学体系。在道宣的论证中，以唯识“圆教”为最高地位的判教理论与以阿赖耶识中的“善法种子”为戒体的理论是互相呼应的。第二，把大乘佛教重视心性修养的精神引入律学，以心识为戒体，强调“依体起用，防边缘非”（《羯磨疏》卷三）和断妄“返本”的心理修行，可引导僧尼把修行与持戒结合起来，对佛教的稳定和发展有利。大乘佛教的“三聚净戒”本身就有持戒与修行、传法相结合的含义。道宣以心识为戒体理论的提出，为大小乘戒律的沟通和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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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把小乘戒律纳入大乘佛教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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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在提出心识戒体论的同时，把《四分律》作了大乘的解释，又把大乘三聚净戒作为自己律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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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律》本是小乘法藏部所传承的戒律，道宣为了建立与大乘佛教相应的律学，继北齐慧光之后，也把它解释大乘戒律或秉承大乘宗旨的戒律；有时说它的部分内容与大乘相通。所谓“四分一律，宗是大乘”（《行事钞》卷中四），或“通明佛乘”，“分通大乘”（《羯磨疏》卷三）。理由何在呢？道宣依据的是《四分律》中某些同大乘教义相通的词语。在《羯磨疏》卷三他举出五个例证，佛教史书称之为“五义”。现查出原文，对照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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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沓婆无学，知非牢固也。”《四分律》卷三僧残法“无根谤”戒中说，“时尊者沓婆摩罗子得阿罗汉（按：此即无学果位），在静处思惟，心自念言：此身不牢固，我今当以何方便求牢固法耶？”道宣认为这是对小乘不满足的表示，沓婆要超越小乘最高果位阿罗汉而上求菩萨、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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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生成佛道，知余非向也。”《四分律比丘戒本》最后是回向偈，其中有：“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道宣解释为把功德施给众生，共同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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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召为佛子，知无异乘也”。《四分律·序》中有“如是诸佛子”、“佛子亦如是”的话。道宣认为，此戒为大乘（佛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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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舍财用非重，知心虚通也”。《四分律》中对舍堕戒的规定，凡蓄多出常规的衣物，应舍给僧众，然后再由僧众还给本人；如果不还，当事者仅得轻罪（突吉罗）。这意味着，在舍物之前应有“舍心”，有利济他人之心。道宣认为此显示了大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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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尘境非根，晓知识了义也”。《四分律》卷十一单堕法中的“小妄语”戒，律文中有“见者，眼识能见；闻者，耳识能闻；触者，三识能触，鼻识、舌识、身识；知者，意识能知”。道宣认为，说一切有部只讲“眼根”和其他根能见等，而这里讲“眼识”等识能见知，识即是心，故与大乘教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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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据上“五义”把《四分律》判为大乘戒律，或“分通大乘”的戒律。实际上，尽管此律定型于部派佛教时期，以后在传承和翻译过程中又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掺进某些带有大乘色彩的词句，但从基本内容来看，仍属小乘戒律。其中释迦率弟子传教及制戒的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佛教的情况。道宣是出于建立大乘律学的动机才作出以上那种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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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以心识为戒体，把《四分律》解释为大乘的戒律，进而提出摄律仪、摄善法和饶益众生三戒互相融通的理论。这种理论始终是为大乘佛教以成佛为最高修行目标服务的。《羯磨疏》卷三在论证戒体是藏识中的“善种”之后说，由此戒体即可修持三戒：常思持戒成善，即摄律仪戒；勤修禅观，“大智由生”，即摄善法戒；断除彼此爱憎之心，护卫众生，即摄众生戒。说“随彼心起，无往不应，犹如水月，任机大小。”只要勤于去妄返本的心性修养，就可常持三戒，达到解脱。因为“心为业本”，“依体起用”，故三戒互相融通。宋代元照解释说，“如杀一戒，具兼三位”，不杀即摄律仪戒；而修善慈之心，即摄善法戒；护命未杀，即饶益有情众生戒（《资持记》卷下四）。道宣本人在解释修持三聚净戒的意义时说，由持摄律仪戒，可修证“法身佛”；由修摄善法戒，可修证“报身佛”；由修摄众生戒，可修证“化身佛”。这不外是强调持戒对达到最后成佛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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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的律学理论在他生前已有很大影响。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记载，从他受法传教的弟子达千百人。参考其他资料，弟子中著名的有大慈、文纲、名恪、灵萫、周秀、融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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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纲的弟子有恒景[52]、道岸。恒景在荆州当阳玉泉寺，密宗高僧一行就是从他出家的。道岸（654—717）长期在光州（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及江南一带传法，因长江以南古来盛行《十诵律》而不知《四分律》，“岸请帝（按：此指唐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自此道宣的南山律宗开始在江淮广大地区盛行（《宋高僧传》卷十四）[53]，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正统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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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688—763）曾从道岸受菩萨戒，请恒景为戒和尚从受具足戒，并从他们学习律学，成为江南以扬州为中心的著名律宗高僧，从天宝元年至天宝十二载（742—753）应日本邀请先后六次赴日传律，其间五次失败，本人双目失明，直到最后一次东渡成功，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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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的律学传到宋代后，经允堪、元照的著述阐释而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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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部宗与东塔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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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律学比较有影响的有三支，在道宣的南山律宗之外，尚有隋至唐初法砺创立的相部宗和比道宣稍后的怀素创立的东塔宗。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澄楚传》后之论曰：“律有三宗，砺、素、宣是欤。”其中最盛行的是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以后中国律学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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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对相部、东塔二宗作概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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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砺和相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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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砺（569—635），俗姓李，原籍赵（在今河北）人，后移至相县（在今河南安阳市西）。从灵裕出家，后跟静洪律师学《四分律》，又从洪遵弟子洪渊学《四分律》大义，此后开讲律学，逐渐出名。他曾到江南学习说一切有部传承的《十诵律》之学，并将北方《四分律》之义介绍到南方。他回到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之后，正值隋末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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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法砺在临漳县传授律学，并从事著述，一生讲律四十余遍。著有《四分律疏》十卷（今存，分为二十卷）、《羯磨疏》三卷、《舍忏仪轻重叙》等。弟子有满意、怀素。满意传大亮。大亮的弟子昙一著《发正义记》十卷，阐明南山、相部二派主张的不同，论述诸部律藏的要义[55]。因法砺长期在相州（治所在邺）日光寺等处传法，故其律学称相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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