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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召为佛子，知无异乘也”。《四分律·序》中有“如是诸佛子”、“佛子亦如是”的话。道宣认为，此戒为大乘（佛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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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舍财用非重，知心虚通也”。《四分律》中对舍堕戒的规定，凡蓄多出常规的衣物，应舍给僧众，然后再由僧众还给本人；如果不还，当事者仅得轻罪（突吉罗）。这意味着，在舍物之前应有“舍心”，有利济他人之心。道宣认为此显示了大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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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尘境非根，晓知识了义也”。《四分律》卷十一单堕法中的“小妄语”戒，律文中有“见者，眼识能见；闻者，耳识能闻；触者，三识能触，鼻识、舌识、身识；知者，意识能知”。道宣认为，说一切有部只讲“眼根”和其他根能见等，而这里讲“眼识”等识能见知，识即是心，故与大乘教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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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据上“五义”把《四分律》判为大乘戒律，或“分通大乘”的戒律。实际上，尽管此律定型于部派佛教时期，以后在传承和翻译过程中又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掺进某些带有大乘色彩的词句，但从基本内容来看，仍属小乘戒律。其中释迦率弟子传教及制戒的记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佛教的情况。道宣是出于建立大乘律学的动机才作出以上那种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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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以心识为戒体，把《四分律》解释为大乘的戒律，进而提出摄律仪、摄善法和饶益众生三戒互相融通的理论。这种理论始终是为大乘佛教以成佛为最高修行目标服务的。《羯磨疏》卷三在论证戒体是藏识中的“善种”之后说，由此戒体即可修持三戒：常思持戒成善，即摄律仪戒；勤修禅观，“大智由生”，即摄善法戒；断除彼此爱憎之心，护卫众生，即摄众生戒。说“随彼心起，无往不应，犹如水月，任机大小。”只要勤于去妄返本的心性修养，就可常持三戒，达到解脱。因为“心为业本”，“依体起用”，故三戒互相融通。宋代元照解释说，“如杀一戒，具兼三位”，不杀即摄律仪戒；而修善慈之心，即摄善法戒；护命未杀，即饶益有情众生戒（《资持记》卷下四）。道宣本人在解释修持三聚净戒的意义时说，由持摄律仪戒，可修证“法身佛”；由修摄善法戒，可修证“报身佛”；由修摄众生戒，可修证“化身佛”。这不外是强调持戒对达到最后成佛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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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的律学理论在他生前已有很大影响。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记载，从他受法传教的弟子达千百人。参考其他资料，弟子中著名的有大慈、文纲、名恪、灵萫、周秀、融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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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纲的弟子有恒景[52]、道岸。恒景在荆州当阳玉泉寺，密宗高僧一行就是从他出家的。道岸（654—717）长期在光州（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及江南一带传法，因长江以南古来盛行《十诵律》而不知《四分律》，“岸请帝（按：此指唐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自此道宣的南山律宗开始在江淮广大地区盛行（《宋高僧传》卷十四）[53]，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正统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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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688—763）曾从道岸受菩萨戒，请恒景为戒和尚从受具足戒，并从他们学习律学，成为江南以扬州为中心的著名律宗高僧，从天宝元年至天宝十二载（742—753）应日本邀请先后六次赴日传律，其间五次失败，本人双目失明，直到最后一次东渡成功，是日本律宗的创始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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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的律学传到宋代后，经允堪、元照的著述阐释而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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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部宗与东塔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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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律学比较有影响的有三支，在道宣的南山律宗之外，尚有隋至唐初法砺创立的相部宗和比道宣稍后的怀素创立的东塔宗。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六《澄楚传》后之论曰：“律有三宗，砺、素、宣是欤。”其中最盛行的是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以后中国律学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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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对相部、东塔二宗作概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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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砺和相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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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砺（569—635），俗姓李，原籍赵（在今河北）人，后移至相县（在今河南安阳市西）。从灵裕出家，后跟静洪律师学《四分律》，又从洪遵弟子洪渊学《四分律》大义，此后开讲律学，逐渐出名。他曾到江南学习说一切有部传承的《十诵律》之学，并将北方《四分律》之义介绍到南方。他回到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之后，正值隋末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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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法砺在临漳县传授律学，并从事著述，一生讲律四十余遍。著有《四分律疏》十卷（今存，分为二十卷）、《羯磨疏》三卷、《舍忏仪轻重叙》等。弟子有满意、怀素。满意传大亮。大亮的弟子昙一著《发正义记》十卷，阐明南山、相部二派主张的不同，论述诸部律藏的要义[55]。因法砺长期在相州（治所在邺）日光寺等处传法，故其律学称相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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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砺依据《成实论》论释《四分律》的戒体。据他的《四分律疏》卷一，戒体（也称受体）有作戒、无作戒的两种：“言作戒者，方便身口，造趣营为，称之为作”；“无作者，一发续现，四心三性，始末恒有，不借缘办，号曰无作”。可见对二戒的解释与道宣的解释大同。又说，按昙无德宗（实指《成实论》学说）的见解，“无作戒者，定用非色非心为体……但作戒者，取文不定：或为取文色心为体，故论文言：口业者，非直音声，要以心力助成，故知身业亦以心力助成，明知二业色心为体。又引论文，以心为体。故论言：离心无思，无身口业，故知二业，用心为体。”据此，法砺认为“无作戒体”是以非色非心为体。这种戒体在受戒后于心中形成（“纳法在心”、“与余识俱”），长久发挥督促受戒者持戒的作用，而作戒之体，即受戒过程所据之体，不外是决定身口行为、音声的色心或心。道宣在《羯磨疏》中介绍的假名宗戒体论，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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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怀素和东塔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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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624—697），祖籍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宛县），后迁京兆（今西安西北），唐贞观十九年（645）投到玄奘门下受学，受具足戒后专攻律学，曾到邺州法砺门下学《四分律》之学三年，但认为法砺律学“未能尽善”，便离开而去。他在咸亨元年（670）开始撰述《四分律开宗记》（称《新疏》），至永淳元年（682）完成，共十卷（今存，分为二十卷），批评法砺的《四分律疏》（称《旧疏》）有十六错谬，提出自己的律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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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怀素《四分律开宗记》卷一及卷六，他反对依据《成实论》论释戒体，而主张按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论书解释戒体。他说戒有两种：表戒（即作戒）与无表戒（无作戒）。“所言表者，身语造作，有所表示，令他了知，故名为表”；表戒即登坛受戒的过程，据称其体是色（有色有见有对及有色无见有对等）。“言无表者，因表发生，无见无对，不可表示，体得在身，相续随转，纵入余心，不名失持”；无表戒即通过受戒所形成的对持戒的意念和信心，但认为其体也属于色，但是“无表色”，既不可见，又非像眼相对的色、耳鼻舌相对的声、香、味、触（此四者不可见）那样“有对”。道宣所批评实法宗的戒体论，大致与此相同。为什么怀素要根据说一切有部的论书来解释戒体？《宋高僧传·怀素传》说：“以法密部（按：即法藏部）缘化地部出，化地部从有部出，故出受体以无表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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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在上元三年（676）回到长安，奉诏住西太原寺（后改称西崇福寺），又听道成律师讲律。他还著有《新疏拾遗钞》二十卷、《四分僧羯磨》三卷、《四分尼羯磨》三卷以及《四分比丘戒本》、《四分比丘尼戒本》各一卷、《俱舍论疏》十五卷等[56]。怀素所住西太原寺有东塔，故其律派称东塔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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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有弟子法慎。法慎弟子义宣著《折中记》六卷，诠释道宣《行事钞》之义（《宋高僧传》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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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佛教界围绕法砺《旧疏》与怀素《新疏》发生争论，诏命律宗三派律师集中“定夺新旧两疏是非”，编成《敕佥定四分律疏》十卷奏上。宰相元载（777年卒）重怀素律学，奏在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新疏》，命如净撰怀素传记。此后，韦皋镇守成都，撰《灵坛传授毗尼新疏记》，将传授者刊名于石（《宋高僧传·怀素传》等）。唐德宗时敕准新、旧两疏并行[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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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唐朝末朝，相部、东塔二律派趋于衰微，只有道宣的南山律宗传承不绝，成为中国佛教汉传系统的正统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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