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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第七讲 藏传佛教的东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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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传佛教向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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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主流文化向藏区传播，同时藏族文化也向东部传播，这个运动其实一直在持续，有高潮和低潮，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传播运动一直在继续，从藏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文化部类都可以看出踪迹，在中原主流文化中也不难发现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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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不是哪一个民族缔造的，中华是包含各个民族的。你看现在中国的外交官出去，参加宴会，出席正式的场合，男的都穿西服，女的呢？那些参赞、大使的夫人，她们穿的是旗袍。“旗袍”原是满族人的服装，现在成为国家的国服。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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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化从11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3世纪是一个高潮。传播藏文化的载体是什么呢？就是藏传佛教。从那以后，元朝、明朝、清朝、民国，一直到现在，藏文化的东传一浪接一浪，最基本的载体就是藏传佛教，藏文化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就是藏传佛教。对藏传佛教东传要给予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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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文化的东传，使藏传佛教形成比较统一的结构、形式。正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的，藏传佛教有很多的部派，比如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还有噶举派，这些教派最后混合成为“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在政治层面上的冲突我们不提，但他们在宗教上是互相容忍的。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记载，13世纪的时候，忽必烈向八思巴提出：我们对萨迦派很是信仰，是不是将来我们就在藏区推行萨迦派，其他派别就不必传承了？这一建议被八思巴拒绝了，他认为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其他教派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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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去看看《青史》（deb-ther-sngon-po），它有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我认为是用英文翻译的藏文书中最好的，关键的地方有很好的注，翻译的人是白俄学者罗列赫（N．Ror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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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列赫流亡出来，先到中亚，然后到印度，在印度定居，专心学习藏文、宗教，成为一名藏学家，20世纪60年代回到苏联定居，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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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本来就有布里亚特蒙古人，他们曾在俄国沙皇的朝廷里担任顾问性质的工作，通过他们传播了藏传佛教，在彼得堡沙皇皇宫旁边就有藏传佛教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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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列赫对藏传佛教很感兴趣，他在印度花了很多时间工作，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在加尔各答、孟买出版书籍。这两个地方的刊物上对藏传佛教，藏族的地理、文化、语言等都有些研究的成果发表，英国人作为殖民者是有某种打算的。藏学家罗列赫借着这个机会，翻译藏传各教派传承的历史。他选择了《青史》，这是极重要的一本书，藏文原刻现藏于布达拉宫。上世纪40年代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先生流落在印度时，就帮助罗列赫翻译《青史》，更敦先生懂英文，在他的帮助下，翻译的质量极好，这本书于1949年正式出版。当时八思巴以宽容的态度拒绝排斥其他教派，他认为有不同的教派更有利于对佛教的理解，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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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东传，往往是先到一处，再逐步传播，由成都、重庆、南京、杭州、上海，再北上传到北京，传到沈阳，很多地方都有它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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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传播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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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使内地广大的信众接受？怎样宣传它的功能？各教派在传播教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藏族的风格。这个过程也有蒙古人参加，蒙古人用藏语、藏文来传播藏传佛教，编藏文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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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西曲扎是蒙古人，50年代我在拉萨访问过他，后来他还俗了。他说他是俄国境内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先在蒙古参加过俄国的红军，觉得战争太残酷，就逃跑到西藏，住在色拉寺。刚开始他维持生活有困难，后来一位贵族的公子霍尔康与他结下了友谊，供养他，最后帮他把辞典出版了，第一次出版的是木刻本，很笨重，但很有用。50年代初，这部辞典到了北京，是用藏文解释藏文的辞书，有很多宗教术语，由法尊法师和张建木居士把每一句解释翻译成汉文；又把法国人编的藏法词典、英国人编的藏英词典的一些材料补充到里边，50年代在北京出版，叫《格西曲扎辞典》，为学习藏文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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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很多藏文作家是蒙古人。蒙古人真正肯下功夫。1419年嘉央曲结修建哲蚌寺的时候，先有个小殿堂，嘉央曲结等七个人当时就住在那里，现在这个小殿堂一直留在山顶上，纪念当年修哲蚌寺的辛苦。后来有一位蒙古人，东部呼伦贝尔的蒙古人，就住在这个殿堂里，四十七年没有下过山，一直在哲蚌寺山顶的小庙里修行、念经，这种精神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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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东，与中华主流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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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东传运动是一代接一代，没有中断，许多藏族人由于不适应内地的气候，患病死在内地，但是整个运动，藏族文化向中原主流文化传播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藏传佛教在藏族内部有比较统一的仪式，形成统一的风格，服装、口头诵经方式、仪式等与内地的佛教不同，使内地人一看就知道是从西藏来的。这种传播打开了东部人民大众的眼界，开始接受这一新颖的、奇特的和神秘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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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转世制度”是汉传佛教所有教派中都没有的，外国也没有的。活佛被称为“仁波切”（rin-po-che），香港翻译成“宁波车”，于是有人认为活佛是坐车，而且是宁波的车，把这个词完全误解了。“仁波切”是什么呢？它是对佛教上师的一个尊称，本来佛教有佛、法、僧三宝（dkon-mchog-gsum），“宝”本身是“稀有”的意思，稀有为宝，佛、法、僧这三者难得，人的一生很难得见到，转世成人就很难，能亲眼见到三宝就更不容易。在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过程中，这样一种独特的宗教现象和文化逐渐得到了广泛的接纳，真正学识渊博的活佛受到大家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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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主流社会的人，所谓汉地汉族，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纯粹的汉族，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有民族融合。最近一次是在清朝，军权、政权、财权、教育权开始都掌握在满族人手里，没有人强迫他们，但他们自觉地向汉民族靠拢，完成了汉化。满族人中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如启功、侯宝林等都是满族人。再往前的元朝，蒙古族人和满族人一样，把兵力分散在全国各地，控制和领导国家，为了领导好这个国家，也向汉文化靠拢，他们认为和主流文化靠拢更便于统治。蒙古民族的武功曾经震动了亚欧两洲，哲学家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王安忆等都是蒙古族人；再往前的辽朝，契丹人，这个民族后来整个融入中华民族了。现在还有蒙古族人、满族人，但契丹人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他们都是作为统治者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而融合的。而我们知道汉族文化是以孔孟老庄的文化为核心，以宽容、仁爱、信义、诚挚这些主要的观念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再往前，“五胡乱华”时，在北朝，汉族是绝对的被统治者，但是所谓“胡”也都逐渐融入“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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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藏民族向东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要将他们认为最好的文化向东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让东部大众认识到这是一个新事物。他们的传播遭到过挫折，但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办法，寻找结合点，比如先找到寺庙，使佛教界先接受，由他们带动，和当地领导人合作。这在四川最明显。民国年间，四川是刘家的天下，刘湘、刘文辉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经过他们的努力，在重庆缙云山成立了“汉藏教理院”，专门培养沟通汉藏文化的人才，培养人才先接受藏文化，然后汉藏文化得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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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民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反馈，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他们还在中华主流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得到温暖，和大家庭和融的精神使他们得到一种期望，大力宣传藏传佛教的教义，使藏传佛教更有生命力，促使这个运动不停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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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汉、满、蒙、回、藏、彝、苗、瑶等五十多个民族，文化上五光十色，这些民族的特点在中国境内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藏族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无论歌舞、建筑、医学、艺术等都能给中华民族带来荣誉。我们必须对藏族文化的东传给予足够的认识，它到现在还在不停地向东传。除了在我国大陆东部地区，还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在传播。其中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出了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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