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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坚赞八岁任泽当寺座主，1385年末退职（泽当寺座主由其弟继任）而转至内乌栋孜就任帕竹的行政首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准予扎巴坚赞继任帕竹地方行政首领，并封其为灌顶国师阐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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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坚赞统治期间有许多重大举措：如制定服饰等级条例；施行宗本世袭制度；并积极扶植新兴的格鲁派以扩大帕竹的影响。1409年宗喀巴举行的第一次传召大法会，及此后创建噶丹寺、哲蚌寺，帕竹政权属下的许多重要贵族都曾作为施主。他担任帕竹地方行政首领的四十余年间，卫藏地方社会繁荣、文化发展，达到这一时期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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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起，就逐渐完全地走向政教合一。元朝后期帕竹噶举派的绛曲坚赞（扎巴坚赞的祖父辈）用武力夺了萨迦派的权，明朝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加封扎巴坚赞为“阐化王”，他的王府设在山南内乌栋孜（今西藏山南乃东），此地土地肥沃，条件很好。他原来是噶举派，后来转而支持格鲁派，因为他看出最有希望的是宗喀巴，这就是政教合一制度的另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看关于扎巴坚赞的历史，这个家族为什么在当时会有那么雄厚的力量？为什么五世达赖会产生在琼结？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走到社会的上层，已经充任公职。政教合一制度，是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管理上的需要而逐渐产生的；其完善则是在清朝，清代朝廷也有意识扶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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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的教育系统，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米拉日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书在，传记在，从米拉日巴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藏族社会佛教制度的发展。他是家庭传承，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阿巴”（咒师），谁家小孩病了给看看病、念念经，谁家死了人给超度超度。米拉日巴可能从小受的就是家庭教育，没有修身齐家、诚心正意、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这和内地孔孟的思想不一样。孔孟儒家的思想就是知识分子就该立下志愿治国平天下，历代知识分子受到这个影响，读书时就立下志愿要献身社会。藏区受的是佛教教育，和内地不一样。我现在还是强调这点，它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佛教的文化背景不是让你去修身齐家，它连家都不要的，而是要自度度人、自利利他，这和儒家的背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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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东赞（mgar-stong-btsan-yul-bzung，？～667年）：吐蕃大相（吐蕃职官名，约相当于中原朝廷的宰相），出身于吐蕃贵族噶尔氏家族，《唐书》中译作“禄东赞”，意即“大相东赞”。佐助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制定法律及一系列政治制度。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他赴长安向唐太宗为松赞干布请婚，获准，次年复去长安迎文成公主入吐蕃。他勇武智慧，“进对合旨”，深博唐廷敬重。阎立本传世名画《步辇图》即描绘唐太宗接见其请婚的历史场景。松赞干布逝世后，他辅佐年幼的芒松芒赞处理朝政，继续执行唐蕃友好及巩固王室政权的各项国策。禄东赞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曾平定珞部叛乱，出击白兰、大破吐谷浑，后亲自率兵屯驻青海，乾封二年（667年）卒于青海日布。其子赞业、钦陵袭大相职，子嗣助理国政达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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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弥桑布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著名大臣。“吞”是氏族名，“桑布扎”意为“西藏学者”，是印度人对他的敬称。早年奉松赞干布之命赴印度留学，精研梵文和佛学。回到吐蕃后，在梵文元音和辅音字母基础上进行增删，结合藏语声韵，首创藏文，初译佛经。藏文史籍中称其为“七良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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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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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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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藏传佛教的僧人毕竟是读书的，懂得历史，懂得宗教，所以就选择他们出来当官。过去西藏很多宗的管理人员由两种人来担任：一种是当地贵族、贵族子弟，是世袭的。其中一些贵族是新贵族，靠造反发家的，还有一些人宣称他们是老贵族，像蔡巴说我们是噶尔东赞的后代，吞巴说我们是吞弥桑布扎的后代。也许他们是有证据的，但有谁去计较这个？有谁会说你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看？像噶尔氏，他们在吐蕃时候被杀害了两千多口，剩下的主要成员都跑到唐朝去了，可这时他们又起来了，说我们是真正的贵族。有些人对名人效应是很感兴趣的，现在社会上不也是这样吗？因为他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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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管理人员不是贵族，而是寺庙里委派的僧官。往往是寺庙里出类拔萃的、为人公道的、受人拥护的人，这时候被推举出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担任各宗的宗本或更高的官职。新的农奴主和新的农奴组成了新的社会，封建农奴制就步入了新的时代。一个宗往往设两个宗本，一个俗官，一个僧官，僧俗二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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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最风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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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朝，社会发生大的变化，漠西蒙古的四部互相争斗，所以只好向外发展，其中和硕特部从新疆到青海，最后就往西藏来了，至少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掌权之前，他们就进来了。当时第悉丹迥旺波（即藏巴汗）正在迫害格鲁派，四世达赖圆寂后他不让转世，后来还是四世班禅以他个人的能力，为藏巴汗治好了病，藏巴汗才允许达赖转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与蒙古人合作，共同与满洲人结成新的联盟，那就是封建农奴制最风光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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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敕封五世达赖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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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年，顺治帝敦请五世达赖到北京会晤，举行盛大的仪式，并颁赐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而有效地加强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权。这个政权，是一个以格鲁派宗教人物执掌政教两权的政教合一制度。此后清乾隆朝先后出台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不仅实现了清政府对西藏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还正式确定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系统和班禅系统的宗教领袖地位，使之与驻藏大臣列于平等的地位，共同履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权。这一时期成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完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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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拥有庄园和属民，在经济上有雄厚实力，在政治上有极大权力，不负担地方政府的任何差役。但各个寺院的农奴同地方政府的属民和贵族的农奴一样，要不断支应寺院各种差役。政教合一的制度愈是趋于完善，广大劳动人民在三大领主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愈是沉重。老百姓把宗教上层人物称为“喇嘛本布”，意思是“喇嘛长官”，是赞颂也是嘲讽。宗教势力在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得到膨胀，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逐渐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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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民主改革恢复了宗教的本来面目，有效保障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为西藏实行人民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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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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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根据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举办的系列藏学讲座《走近藏传佛教》的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了保持王先生讲座内容的讲授风格与语言特色，我们在整理时仅仅做了最低限度的技术处理，基本上保留了讲演者的“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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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录音整理成文字，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不少老师和同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中，张长虹、杨清凡博士细心地对每次讲座都安排了录音，从而为后期的文字整理工作保留下珍贵的语音资料。录音的文字初步整理后，由杨清凡博士再次对整理稿做了校对与修订，改正了初稿中的文字错误，增加了其中必要的人名、地名、寺名等的藏文、拉丁文转写。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专业性术语，杨清凡博士还撰写了必要的知识链接，作为本书延展阅读的内容。为了帮助听众对讲座内容有直观、形象的理解，每次讲座时都由张长虹、杨清凡博士选配了一些相关的图片制作成PPT放映，这次整理成书时，杨清凡博士从中选择了部分图片作为本书的插图。最后，全书文字由霍巍教授作了终校，并根据王尧先生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文稿增加了各章的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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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对此书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自始至终给予了大力支持，策划编辑张苹、责任编辑林玉萍为本书奠定了规范的体例，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最终促成了本书的出版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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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机会，我们谨向以上机构和个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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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衷心期望，通过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关心西藏传统文化的读者提供一本内容丰富、深入浅出、精致而平实的有关藏传佛教的普及性读物，为中国的藏学事业贡献一份应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