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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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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佛教为藉口而出现的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使吐蕃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摧残。广大奴隶什么都没有，就希望这个动荡越大越好，反正“我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在藏族历史记载中，这叫“邦金洛”（vbang-gyen-log），就是反上之变，即群众反上的一个运动，实际上是受不了奴隶主的压迫了。这次动荡延续了相当长时期，有些领军的部落势力，比方驻在安多一带（青海、甘肃）的军队就闹独立了；西部藏区，就是靠近新疆地区的部落，也离开了本部。奴隶起义席卷全境，到处挖赞普的王陵，曝尸于天下，还有的人就是想发点财。就这样，整个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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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持续之下，两败俱伤，两大阶级贵族瓦解，各地出现一批新的权贵豪强。在当地有军事力量的，有号召力的，在这些运动中积聚了力量、成为核心，就形成一个个势力集团，占山为王，谁也管不了谁；原来的军阀又形成军事集团，吐蕃就分崩离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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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的人反复宣扬反佛教的口号，但实际上与反佛教的初衷相反。佛教就逐步转入民间，转为家庭传承，佛教里宣传的思想、理念、追求通过家庭反而流传下来了，有些有修养的法师就知道哪些特殊的法在哪些家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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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当中，一些奴隶身份不明确了，因为他原来属于某一个主人，现在主人垮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就像蜂群一样，一会儿涌到东，一会儿涌到西，涌到哪就把当地秩序搞乱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新的势力集团就来招募人群。前面讲过血亲复仇和赔偿赎金的产生和发展，后来新的制度就出来了，就是谿卡制度——庄园制度，属于封建农奴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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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庄园制度下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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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动荡社会里，原来两大阶级瓦解，新的制度产生，谿卡制度和佛教相结合。第一个谿卡是公元997年由阿里王子赐给大译师仁钦桑波的。仁钦桑波在当地很有声望，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所以当阿底峡大师来到西藏，第一个就跟他见面。阿里小王是从卫藏一带流亡到那儿去的，他的“王”的意义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只是地方小邦的一个诸侯而已。有文件证明，这个谿卡就是后来封建农奴制度的一个最基本形式，因为他有土地，就招募流亡人员来生产，给予一定报酬。原来的奴隶及其子孙，就摆脱了原来的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活，投到庄园里面来。庄园和奴隶主领地不一样，农奴和奴隶不一样。凉山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与西藏的农奴主和农奴的关系，有很大差别。藏传佛教的高僧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当然，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能排除生产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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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和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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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贵族——农奴主可能有一个、两个或更多谿卡，为了发展势力，就招募一些人，并与这些人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或订一种盟约的关系，你给我干活，我就给你一份地。公田你帮我生产，剩下的时间你在给你的那份地里自己干，这样就有利益可图。13世纪以后差役制度产生，这些人就成为差巴。于是一些新的贵族即农奴主产生了，他们占有绝大多数劳动果实，而原来广大奴隶的身份变更了，成为新的生产者，以新的生产方式缔结盟约关系，就是农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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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农奴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农奴主都能开明地、公平地对待农奴，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农奴流亡的情况，或者是农奴一直没找到可以投靠的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些流动的人。这些流动者或者再找到地方稳定下来，但不一定是帮农奴主干活了，他帮农奴主下面的人干活，就形成新的阶层——烟火小户，这种人不直接和农奴主发生关系，就是堆穷（dud-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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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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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面的连这点地位都没有，就是逃亡的人，他们不堪忍受剥削，是从农奴主家中逃亡出来的，投身到新的农奴主或差巴家里，也不领你的土地，我就在你家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人没有土地，没有生产工具，只有劳动力，成为家庭的奴隶。这种奴隶在藏语拉萨话里叫“囊生”（nang-gzan），就是“家生子儿”了。具体干活时又分两种人：一种叫“bran”，做田间劳动；另外一种叫“g·yog”，是家庭服务的奴隶，比方背水，做饭，饲养平常骑的马、家用的牲口，织氆氇，缝衣服等家务活。有时联合起来叫“bran-g·yog”，也是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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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bran）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有。前面我们讲到吐蕃时期的僧相，一个叫娘·定埃增，另一个叫占伽·贝吉云丹（bran-ka-dpal-gyi-yon-tan，按当时藏语发音读作“勃阑伽·贝吉云丹”），他可能就出身于奴隶，然后爬到这个位子了。他的传记我还没有读到，但从名字上看可能出身于这个阶层，也可能是他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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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巴是西藏农奴制社会的主要劳动阶层，所以元朝统计户口主要统计这个阶层，下面的阶层不往上报告，囊生更不用说了，他都不能立户，就是属于农奴主的，家庭生活都谈不上，有时就是男女奴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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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佛教帮助解决社会安定问题。阿底峡来了，接着噶举、宁玛、萨迦等派别都建立了，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稳定的需要，有了思想的出路。因此佛教界和各地方领袖人物的结合就是必然的了。有的地方领袖就在自己家族里分出两支，一支管地方行政事务，另外一支，比如老二，就出家，掌管宗教，一个家族僧俗两方面都管。萨迦的例子就最明显——这样的情况不止他一家，许多根据家庭传承的比如宁玛派也是这样，在萨迦班智达致藏区各地方领袖的公开信里说——因为阔端王和萨迦班智达已经商谈安排明确了，萨班的两个侄子，一个出家学佛教，继承他的佛教事业，成为佛教领袖；一个不出家，学蒙古王法，做地方行政领导人，后来被封为白兰王。又在西藏设十三万户，有的不到一万户，有的很难说有多少户，因为只统计差巴，其他种类的劳动者不算在内，所以藏区实际人口统计不太准确。元朝进行户口调查，调查了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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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元以后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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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朝开始，佛教界介入政治比较深了，因为萨迦派就是这样，政治宗教一家管。但它比较清楚自己当时的力量，它无法满足需要，所以就委派各地统治者为十三万户。这时候政教合一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是朝廷委托萨迦人统治。萨迦人在元朝任宣政院使，推荐各地领袖，上报朝廷。十三万户到现在从地名上还可以看出来，像止贡，就是止贡万户；蔡巴，就是蔡巴万户；夏鲁，就是夏鲁万户。当时佛教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所以萨迦派受到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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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封建农奴制度进一步加强，最明显的标志是设“宗”一级的行政单位，原来有十三万户，下面是否还有千户、百户不清楚。安多一带的千户、百户都是明朝留下来的东西，大概在安多靠近汉区的地区设有千户、百户，在藏区没有实行。明朝的时候开始设宗，宗就是县一级的政权，将谿卡纳入系统，行政、生产相结合，这办法很聪明。这一级的谿卡比较大，宗一级的谿，叫“宗谿”，宗谿并列。当时西藏设了很多宗，使封建农奴制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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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宗以后，就要设管理宗的官员“宗本”。官员怎么产生，从哪里来呢？内地的官员遴选制度，原来有推荐制，有九品中正制、世袭制，最后通过考试来选拔，就是科举制。但在藏区不行，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在藏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皇帝也不勉强。要考孔夫子孟夫子的学问，藏区谁知道这个学问，因为它没有官学和私学，学校教育系统不完整，在寺庙里只知道大五明、小五明，学大五明、小五明，他怎么应考科举？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就采取从寺庙里产生官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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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化王扎巴坚赞（grags-pa rgyal-mtshan dpal-bzang-po，1374～1432年）：《明史》中作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是帕木竹巴朗氏（rlangs）家族的僧人。帕木竹巴自元末就已经是在前后藏辖区最广的地方政权。14世纪中期，绛曲坚赞（扎巴坚赞的祖父辈）以武力兼并前后藏各万户的领地，统治了前后藏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施行一系列新措施，对西藏后来政教合一制度的最终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帕木竹巴政权中，宗教及地方行政首领一般由朗氏家族中不同的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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