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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但尼生则继续他的治理行为:“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之诉诸理解,是西方典型的行为。芭蕉接受,但尼生排斥。但尼生个人的人格是同花站开的,同“神和人”站开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和神相认同,也没有和自然相认同。他总是同他们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之为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则是彻底“主观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主观总是被认作和客观相对立的,我的“主观”一词则是我想称之为的“绝对主观”的东西。)芭蕉即是处在这种“绝对主观”中,在其中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在此处并不是所谓移情、或共鸣、或两者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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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说“细细看”(在日语中念作 Yoku mireba)。细细这两个字意含着芭蕉在此处已不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花变得意识到它自己,而静静的,滔滔的表白它自己。而花的这种静默的雄辩或雄辩的静默,在芭蕉的十七个音节中回响着。这其中有这多么深邃的情感,有着多么神秘的言词,或者甚至何等的“绝对主观性”哲学,也只有那真正完全体会过这些的人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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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生,就我所见,第一点,他没有感情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Logos)主义的代表。他一定得说一些什么,他一定的把他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或理智化。他一定要从感觉的领域出来,到智力的领域,他一定得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套分析之下,与满足西方追根究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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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了这两个诗人,芭蕉和但尼生,作为趋近事实的两种基本态度之代表。芭蕉代表东方,但尼生代表西方。当我们把他们做比较时,我们发现两人各自表明了他们的传统背景,依照这个背景,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力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与这些西方的特点相对,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1]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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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西方与东方的这些特点用个人来象征,则我必须提到老子(西元前四世纪) ——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我把她认作是东方的代表,而他所称为的“民”则可以代表西方。当我将“民”用之于形容西方,我并没有这位老哲学家用这个字时所含有的贬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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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他自己描绘为类似一个愚者。看起来就好似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什么事情也不感无觉。在这个功利世界中,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几乎是无话可说的。然而却有着一些什么,使他和一个无知的呆子不大相同,他只是外表上像一个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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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则与此相反,他有一双锐利的、看穿一切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像翱翔在高空的老鹰一样,侦察着外在的世界。(事实上鹰是某个西方国家的国徽。)然后是他的高鼻子,他的薄嘴唇,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所有这些都显示着高度发达的智力,以及行动的准备。这种准备状态可以比之于狮子。事实上,狮子和老鹰是西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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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三世纪的庄子,有一个关于混沌的故事。混沌的朋友们受了他很多恩惠,而希望报答他。他们就互相商量而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留意到混沌没有感觉器官,来分辨外在的世界。有一天他们给他整了眼睛,第二天又给他整了鼻子,这样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把他变成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有感觉的人。当他们为了自己的成功而互相庆祝的时候,混沌却死了。东方是混沌,西方则是那些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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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东方人无疑都显得黯哑而愚笨,因为东方人不是如此善于分辨和证明的,而且没有显示出如此之多明白的可见的智力。他们是混沌的,而显得冷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智力上的混沌性格,他们的智力本身是不能够在人道方式的共同生活中,具有这么大的用途的。各个个体若不是把他们自身同无限相关,就不能够和谐而和平的在一起工作;这个无限,事实上是在每个有限的个体之下作为其基础的。智力属于头脑,他的工作较为令人注目,并且它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而混沌则在所有表面的动荡之下保持沉默与安静。他的真正依依从未浮现出来,让各个份子得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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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头脑的西方人,把他们的智力应用在他们各式各样的玩意儿上,来提高生活水平,并省却他们所认为不必要的劳力或贱役。因此,他们努力“开发”他们所能够接近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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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呢,则不在意去做各式各样的手工或下贱工作,他们显然的满足于“未开发的”文明状态,他们不喜欢做机器头脑的人,不喜欢把自己变成机械的奴隶。对于工作的喜爱或许是东方人的特点。庄子一则关于农夫的故事,在许多方面有其高度的意义,尽管故事中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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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务须得到比现在更多的研究。中国人不像印度人那样善于思辨,因之易于忽视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文人中,庄子的问题虽然最被推崇,他的思想却未得到所应得的评价。对那个时代流行着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好的收集者和记述者。然而,很可能他也发明了许多故事,来说明他的人生观。下面的一个故事,生动的描绘出庄子的工作哲学,那是一个农夫拒绝用桔杆[2]从井里提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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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夫挖了一口井,要用来灌田。他用一个桶从井里提水,就像大部分古代人一样。一个路人走过,说,“你为什么不用桔杆?那是比较省力的,而且能够做比较多的工作”。农夫说,“我知道它省力,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不用它。我所怕的是用这样一个巧机关,人的心会变得像机械。机巧心使人散漫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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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常常惊奇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更多的科学和机器。他们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人曾经有过许多的发明与发现,诸如磁铁、火药、轮子、纸、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喜爱为了生活而生活,而不想把它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因为这样会把生活转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航道。他们喜欢工作,是为了工作自身,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工作意味着完成某件事。但当工作的时候,他们享受着工作,而并不急急忙忙想把它完成。机械设计比手工要远为有效,并且完成得更快。但机械师非人性的、非创造性的,而因之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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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作用意味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伦理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巧心灵,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力除了是一种手段以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他的创造性,而变成了工具,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努力身份。这个,我想,正是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中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着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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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就说到此处。现在略说几句关于西方的话。丹尼斯杜路基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的人类的西方探索( Man’s Western Quest)一书中,认为“人和机器”是西方文化两个主要特征。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和机械是两个互相冲突的概念,而西方则坚苦的奋斗着要达成两者的谐和。我不知道西方人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只是想说一说这两个相异的理念,如何影响着现在西方人的心灵。值得留意的是,机械同庄子的工作哲学或劳力哲学相对,而西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理念,则与东方的绝对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我不想在这里做详细说明。我只想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或因之痛苦的诸种冲突,做提纲式的说明: 1、人同机械构成了一种冲突,而由于这种冲突,西方经历着巨大的心理紧张,这在它的现在生活中各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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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意含着个人性,个人责任,而机械则是智力作用、抽象作用、一般化作用、整体化作用、群体生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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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客观上或智力上或就机巧心灵来讲,个人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就逻辑意义来说,责任与自由相关,但在逻辑中并没有自由,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被三段论法的严格规律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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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且,人是生物,受生物学的律例所统治。遗传是事实,而没有人可以改变它。我之生下来并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父母生我也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设计生育就事实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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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由是另一个无聊的理念。我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生活在群体里,而后者限制者我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心灵的或是肉体的。即使当我独处,我仍旧完全不自由。我有着各种冲动,它们并不是总在我的控制之下。有些冲动违背着我的意思,是我去做某些行动。只要我们居住在这个受限制的世界,我们就根本谈不到自由,或做我们愿望的事情。甚至于这个愿望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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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可以谈论自由,但是机械却处处限制他,因为谈论并不能越出谈论的范围。西方人一开始就是受局限和禁止的。他的自发性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机械的自发性。机械没有创造性;它运作,只是由于或依照放进它里边的某些东西,使得它的运作成为可能。他从不以“人”的身份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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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的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或责任或自发性。比如说,某些西方人,特别是某些心理分析学家,所谈论的自发性,不多不少正是幼童的或动物的自发性;而不是充分成熟的人之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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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机械、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条件反应、共产主义、人工受胎、诸种诸样的自动机化作用、活体解剖、氢弹——所有这些都是密切相连的,而铸造一个紧密焊接的固体逻辑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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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方致力于变圆为方。东方则致力于使圆等于方。对于禅来说,圆是圆,方是方,而同时方是圆,圆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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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由是一个主观的词意,不能被客观的加以解释。当我们试着那样做,我们就一定会陷入缠不清的矛盾中。因此,我说,在重重环绕着我们的种种吸纳之所构成的客观世界中来谈论自由,一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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