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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但尼生则继续他的治理行为：“如果我能了解你是什么，我就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之诉诸理解，是西方典型的行为。芭蕉接受，但尼生排斥。但尼生个人的人格是同花站开的，同“神和人”站开的。他既没有把自己和神相认同，也没有和自然相认同。他总是同他们分开的。他的理解是今日人们所称之为的“科学客观的”理解。芭蕉则是彻底“主观的”。（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因为主观总是被认作和客观相对立的，我的“主观”一词则是我想称之为的“绝对主观”的东西。）芭蕉即是处在这种“绝对主观”中，在其中芭蕉看到荠花，而荠花看到芭蕉。在此处并不是所谓移情、或共鸣、或两者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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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说“细细看”（在日语中念作 Yoku mireba）。细细这两个字意含着芭蕉在此处已不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花变得意识到它自己，而静静的，滔滔的表白它自己。而花的这种静默的雄辩或雄辩的静默，在芭蕉的十七个音节中回响着。这其中有这多么深邃的情感，有着多么神秘的言词，或者甚至何等的“绝对主观性”哲学，也只有那真正完全体会过这些的人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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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生，就我所见，第一点，他没有感情的深度；他全然是智力的、典型的西方心态。他是理性（Logos）主义的代表。他一定得说一些什么，他一定的把他的具体经验抽象化或理智化。他一定要从感觉的领域出来，到智力的领域，他一定得把生活与感受置于一套分析之下，与满足西方追根究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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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了这两个诗人，芭蕉和但尼生，作为趋近事实的两种基本态度之代表。芭蕉代表东方，但尼生代表西方。当我们把他们做比较时，我们发现两人各自表明了他们的传统背景，依照这个背景，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个体化的、智化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体系的、非人性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应用权力的、自我中心的、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他人他物身上等等。与这些西方的特点相对，东方的特点则可以述之如下：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独断的、直观的（或者宁可说是情意的）、非推论的、主观的、精神上个体化的、而社会上则是群体心理[1]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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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西方与东方的这些特点用个人来象征，则我必须提到老子（西元前四世纪） ——一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我把她认作是东方的代表，而他所称为的“民”则可以代表西方。当我将“民”用之于形容西方，我并没有这位老哲学家用这个字时所含有的贬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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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把他自己描绘为类似一个愚者。看起来就好似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什么事情也不感无觉。在这个功利世界中，他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几乎是无话可说的。然而却有着一些什么，使他和一个无知的呆子不大相同，他只是外表上像一个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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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则与此相反，他有一双锐利的、看穿一切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像翱翔在高空的老鹰一样，侦察着外在的世界。（事实上鹰是某个西方国家的国徽。）然后是他的高鼻子，他的薄嘴唇，他的整个面部表情——所有这些都显示着高度发达的智力，以及行动的准备。这种准备状态可以比之于狮子。事实上，狮子和老鹰是西方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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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三世纪的庄子，有一个关于混沌的故事。混沌的朋友们受了他很多恩惠，而希望报答他。他们就互相商量而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留意到混沌没有感觉器官，来分辨外在的世界。有一天他们给他整了眼睛，第二天又给他整了鼻子，这样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把他变成了像他们自己一样的有感觉的人。当他们为了自己的成功而互相庆祝的时候，混沌却死了。东方是混沌，西方则是那些好意的、感恩的、却不知当与不当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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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东方人无疑都显得黯哑而愚笨，因为东方人不是如此善于分辨和证明的，而且没有显示出如此之多明白的可见的智力。他们是混沌的，而显得冷漠。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智力上的混沌性格，他们的智力本身是不能够在人道方式的共同生活中，具有这么大的用途的。各个个体若不是把他们自身同无限相关，就不能够和谐而和平的在一起工作；这个无限，事实上是在每个有限的个体之下作为其基础的。智力属于头脑，他的工作较为令人注目，并且它可以完成很多事情，而混沌则在所有表面的动荡之下保持沉默与安静。他的真正依依从未浮现出来，让各个份子得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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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头脑的西方人，把他们的智力应用在他们各式各样的玩意儿上，来提高生活水平，并省却他们所认为不必要的劳力或贱役。因此，他们努力“开发”他们所能够接近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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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呢，则不在意去做各式各样的手工或下贱工作，他们显然的满足于“未开发的”文明状态，他们不喜欢做机器头脑的人，不喜欢把自己变成机械的奴隶。对于工作的喜爱或许是东方人的特点。庄子一则关于农夫的故事，在许多方面有其高度的意义，尽管故事中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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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务须得到比现在更多的研究。中国人不像印度人那样善于思辨，因之易于忽视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在中国的文人中，庄子的问题虽然最被推崇，他的思想却未得到所应得的评价。对那个时代流行着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好的收集者和记述者。然而，很可能他也发明了许多故事，来说明他的人生观。下面的一个故事，生动的描绘出庄子的工作哲学，那是一个农夫拒绝用桔杆[2]从井里提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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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夫挖了一口井，要用来灌田。他用一个桶从井里提水，就像大部分古代人一样。一个路人走过，说，“你为什么不用桔杆？那是比较省力的，而且能够做比较多的工作”。农夫说，“我知道它省力，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才不用它。我所怕的是用这样一个巧机关，人的心会变得像机械。机巧心使人散漫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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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常常惊奇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展更多的科学和机器。他们说，这是很奇怪的，因为中国人曾经有过许多的发明与发现，诸如磁铁、火药、轮子、纸、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喜爱为了生活而生活，而不想把它变成完成另外某些事情的手段，因为这样会把生活转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航道。他们喜欢工作，是为了工作自身，尽管从客观上来说，工作意味着完成某件事。但当工作的时候，他们享受着工作，而并不急急忙忙想把它完成。机械设计比手工要远为有效，并且完成得更快。但机械师非人性的、非创造性的，而因之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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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作用意味智化作用，而由于智力最主要是讲求功利的，因此，在机械中没有精神上的美感或伦理精神。使得庄子故事中的农夫不要机巧心灵，其原因就在此处。机器催促人把工作完成，而达到外在客观的目的。事实上机器就是为这个目的而造。工作或劳力除了是一种手段以外，其本身不再有任何价值。这就是说，这样的生活丧失了他的创造性，而变成了工具，人则变成了制造货物的机器。哲学家们谈论着人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现在高度工业化和机械化的时代，机械已变成了一切，而人几乎完全降低到努力身份。这个，我想，正是庄子所惧怕的。当然我们不能把工业的轮子转回到原始手工业时代。但是，我们却很应该留意到手的意义，以及现代生活中的机械化作用所产生的弊病，现代生活中的这种机械作用过分着重智力，而以整个生活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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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就说到此处。现在略说几句关于西方的话。丹尼斯杜路基蒙（Denis de Rougemont）在他的人类的西方探索（ Man’s Western Quest）一书中，认为“人和机器”是西方文化两个主要特征。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和机械是两个互相冲突的概念，而西方则坚苦的奋斗着要达成两者的谐和。我不知道西方人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我只是想说一说这两个相异的理念，如何影响着现在西方人的心灵。值得留意的是，机械同庄子的工作哲学或劳力哲学相对，而西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理念，则与东方的绝对自由理念背道而驰。我不想在这里做详细说明。我只想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或因之痛苦的诸种冲突，做提纲式的说明： 1、人同机械构成了一种冲突，而由于这种冲突，西方经历着巨大的心理紧张，这在它的现在生活中各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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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意含着个人性，个人责任，而机械则是智力作用、抽象作用、一般化作用、整体化作用、群体生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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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客观上或智力上或就机巧心灵来讲，个人责任是没有意义的。就逻辑意义来说，责任与自由相关，但在逻辑中并没有自由，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被三段论法的严格规律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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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且，人是生物，受生物学的律例所统治。遗传是事实，而没有人可以改变它。我之生下来并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父母生我也不是由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设计生育就事实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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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由是另一个无聊的理念。我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生活在群体里，而后者限制者我所有的行动，不论是心灵的或是肉体的。即使当我独处，我仍旧完全不自由。我有着各种冲动，它们并不是总在我的控制之下。有些冲动违背着我的意思，是我去做某些行动。只要我们居住在这个受限制的世界，我们就根本谈不到自由，或做我们愿望的事情。甚至于这个愿望也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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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可以谈论自由，但是机械却处处限制他，因为谈论并不能越出谈论的范围。西方人一开始就是受局限和禁止的。他的自发性根本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机械的自发性。机械没有创造性；它运作，只是由于或依照放进它里边的某些东西，使得它的运作成为可能。他从不以“人”的身份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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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的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或责任或自发性。比如说，某些西方人，特别是某些心理分析学家，所谈论的自发性，不多不少正是幼童的或动物的自发性；而不是充分成熟的人之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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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机械、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条件反应、共产主义、人工受胎、诸种诸样的自动机化作用、活体解剖、氢弹——所有这些都是密切相连的，而铸造一个紧密焊接的固体逻辑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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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方致力于变圆为方。东方则致力于使圆等于方。对于禅来说，圆是圆，方是方，而同时方是圆，圆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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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由是一个主观的词意，不能被客观的加以解释。当我们试着那样做，我们就一定会陷入缠不清的矛盾中。因此，我说，在重重环绕着我们的种种吸纳之所构成的客观世界中来谈论自由，一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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