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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但是客体‐依赖的和客体‐限制的，还是客体‐阻碍的。在主体性中，自我既察觉和具有它自己，同时又同它自己分离和隔断。作为自我，它永不能以充分和真实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不可分性）来同它自己接触，了解或具有它自己。它若想做这种企图，则它只能退得更远。自我不断从它自己逃开，因之它只能变得像是一个客体。在它的中间，它是分歧离异的，它超乎它自己的探寻，从自己被阻碍，被移开、被疏离。正是在它具有自己中，它不具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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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它对自己的察觉一样，它对世界的察觉与具有——实际上，后者只是它对自己的察觉的一个向度——也是一样，即是，具有正是不具有。在自我对它的世界之察觉与具有中，世界永远是一个客体。在反省思辨中来说，自我在它的主体性中可以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而它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正如从反省所见的自己是客体面，同样，以此方式所见的世界也是就主体而言的一个客体。不论是在直接察觉中还是在概念化作用中，世界都是一个客体；而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同它有着距离的，分离的，隔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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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构成了存在的暧昧性和冲突，并且，事实上，构成了自我在自我意识中的矛盾。自我在它的结合中分叉脱节，它在自己之内被分区划界，而却不能支持或实现其自我。在它的关联中它被孤立和排拒，它被限制于它所属的世界中，然而又被从这个世界隔断。它具有它自己和它的世界，又不具有它自己和它的世界，它既被它自己和它的世界所拘束和限制，而同时又同它自己及它的世界被分开与隔断，这个自我乃是被两种分裂所撕开，即是内在的分裂与外在的分裂。在它的主体性中它永不是纯粹的主体，在它的自由中永不绝对自由，它既不是它自己和它的世界之根基，也不是渊源，它既有自己又有世界，但又从未完全具有。这是自我在自我意识中的苦境。是人在人类存在中的不幸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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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存的说法来表达这个苦境，即是自我对于生与死的双重焦虑。对生的焦虑与对死的焦虑乃是一个基本的焦虑之两个表现：这个基本焦虑即是因要克服内在苦楚的分裂与矛盾所起的焦虑，这分裂与矛盾阻止自我，使它不能充分成为它自己。由于生而起的焦虑是由于必须同这个矛盾战斗并解决它。由于死而起的焦虑是怕这个解决尚未答成，生命就告结束。只有在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为了“做”自己——才有发现并实现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生而秉具的命令，只是对婴儿尚未呈现，对白痴未十分呈现，对“狼孩”只类似呈现，而对精神病者或许永不会再完全呈现。至于对天生完全的动物而言，它则是根本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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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小动物——设若这是可能的，并设若语言不是自我意识的产物——问道：你将来长大了要做什么？这是无意义的。然而，人类的儿童却内在外在都遭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只是生物学的或生理学的成长或成熟，并不足以构成作为人类的人之成长或成熟或实现。无疑，女人做母亲要比男人做父亲更近乎实现自己。因此，如果一个小女孩说，“我将来要做妈妈”，则似乎是适当的；但一个男孩若说，“我将来要做爸爸”，这似乎就被认为答非所问，甚至要使人大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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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我们认知人的意含不仅是生物性的，则做母亲就不是做为一个人的最后实现。事实上，没有任何角色，功能或职业能最终满足足为人类的。然而，自我由于在内在的矛盾中寻求它的完成，竟被这个矛盾所误导，以致以为角色、功能或职业可做为满足做为人类的人类之最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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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我即使在沉思其自己的主体性时，都只能见到它的某些客体面向，因此，它自然易于将生命（being）混同于“做某种东西”（being something）。主体在其自我发现的任务中，将它的某种客体图像认作了是它自己。经由这种图像，它希望立即能够既证明它自己，又可以自他人得到承认与赞赏，或者是与他人结盟，或者是控制他人，或者是从他人独立。因为在它双重的疏离中，自我遭遇到他人的主体性——这或做为一种挑战，或做为一种威胁——所加之于它的绝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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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依赖着这投射出去的客体图像来建立它自己，并克服所受到的威胁，自我就很可能把这受限制的、有限的图像认做是它全部的自己，是它的根基，它的渊源，以及它最终的意义，这个图像给它支持，并且是经由这个图像，它得以实现其自身。他的主体性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现在都奉献和臣服于这个图像的内容——财富、权力、威望、男性美、女性美、知识、德性的完美、艺术创作、身体美、声望、个性或“成功”。实际上它将自己认同于这些内容，把注意的焦点完全集中在它们身上，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自我概念上。在这种依附与固着中，它很容易成为自我中心这个幻象之牺牲品。自我永远都在追寻它自己，但又永远追求不到；自我不但是客体‐依赖的，客体‐阻碍的，而最后还是客体‐统制和客体‐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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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客体图像不论是变成事实，还是理想或幻想，其中所蕴涵的基本欺骗还是相同的，整体的自我绝不是它的任何片面——譬如它的身体、头脑、才智、地位、“人格”、善、职业、社会或生物学功能、妻子、父亲、母亲、统治者、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实业家——这样的自我，不论是何等丰富，不论何等具有它自己，都不是充分具有它自己，也没有将他做为一个人的身份做最终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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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正的主体性可以从自身走出来，以献身与爱、创造、理想或某种任务来表现它自己，然而，以这种方式来表现它自己，它仍旧是束缚于和依赖于它借之表示其自身的那个客体——所爱的人、艺术工作、理想、职业或工作。长期的受困于这种受客体所限制的主体性中，这个主体若没有客体就不能做一个主体，因此，它受着客体限制与剥削。也就由于如此，这个主体在对于它所爱的对象之爱中——eros（本能爱或心灵爱）——隐含着或公开表露着敌意。这种敌意，以及作为爱的（或创造活动，或道德的）主体所含有的骄傲与特有的兴趣，使得主体对于自己的不纯、罪过或罪恶（就以献身于宗教者而言）产生深度的恶心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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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我，为了要做一个主体，必须有一个客体，但它却永不可能在任何客体中或经由任何客体而完成它自己。它在客体中或经由客体所完成的自我，尽管有时是真诚的，但仍旧是受限制的，短暂的，会晦暗失光的。主体的创造活动尽管如何丰硕，它的生活内同尽管如何丰硕，它的成就尽管如何伟大，它的自我却仍旧是未完成的。由于它不能在自身之内来支持它自己，并且或许感到自己的不配、没有价值、罪过或罪恶而受折磨，因此它认识到忧郁的面目，和孤寂、挫败或绝望的时刻。内在里受着不定、不安的骚扰，甚至对自己轻视或恨恶，外在则很可能表现出诸种心理上的或心因性的身体的（psychosomatic）不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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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我还是常常设法涵容由不安所产生的苦痛，并在这种处境中渡其终生。但即使如此，它仍旧时时受着威胁，怕那郁积的、根深蒂固的不安终会爆发为不可涵容的忧苦与惧怕。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自我不再能够找到借口化除它的无价值感，或罪过感，或当它对于神圣宽恕变得严重的疑虑，或者当它的客体图像之构成因素失落，毁灭，或幻灭了之际，或者失去了对它的吸引力之际。而有时候，日常生活的一般事物也会突然使它创痛的认识到，不仅生活中的每个内容是变动不居的，而自我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这个自我，从小到老，心灵和肉体都受制与疾病和不定，到最后终是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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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性上来说，死的不可避免，当然是自我一向就知道的。然而，对自己这种“不存在”做实际的预先体验，却会根本粉碎借客体图像来完成自我的幻想。由于必死而产生的严重焦虑，锐利的使自我认识到，要想用任何客体的内容来满足做为一个人的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自我完全陷在必须活和必须死的双重焦虑中，它必须忍受最为刺痛心肺的疑虑：是要活着还是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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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刺痛心肺的不幸——不能确定是否要为了自己的完成再忍受挣扎——或许最为深刻的表白了自我的困境：不论它做什么，它都不能解除它的冲突矛盾。自我只要还仍旧是自我，它内含的冲突矛盾就仍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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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这种困扰在做了开放而诚恳的认识之后，自我可能具有勇气与力量来背负它的消极性，并继续努力去“活”。尽管这常常构成英雄行为，但却仍未构成自我的积极实现。以接受和忍受来肯定主体的意义，至多仍旧只是潜含的，而不是实际的肯定。如果向坏处说，则重又会变成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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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忍受和支撑中，自我有时认为自己是它的存在的一切责任的背负者。它忘掉就以一个客体而言，它是一个被动的，被限制的东西，是它做为一个主体，不能用行为与决定所全然左右的东西。昧于这个事实，因此即使当它陷在极大的生命灾难中，它竟然还宣布它是“命运的主宰”，是“灵魂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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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这种自我欺骗之所以能够维持，通常总是由于将情感、温暖、同情和爱压抑下来。那严格自律并使得自己坚强面对生命的消极面的自我，常常变得僵硬，不肯低头，害怕它一旦松懈，就会整个瘫痪。然而，正是这种不能缓和的紧张，使得它处于朝不保夕的情况中，因为它随时都惧怕着自己断掉和崩溃掉。过度的负荷，过度的压抑，它可能突然将自己投向完全相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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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意图避免或否认处境的消极面。自我意图否认和不顾实际的处境所加予它的限制。处于客体‐依赖和客体‐压缩的枷锁中，自我意图逃避（而不是去背负）这个枷锁。它陷落在它本想逃避的死路中，而面前则临着内在的裂痕，使它不能充分实现它自己。而它所用的方法则是拒绝承认客体本来的样子，或者努力去忘掉它，或者是意图否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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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我漠视组成它的行为与决定的因素，现在投身到行为与做决定的洪流中，以便分散它的注意力，或者仅是为了工作与决定而去工作与决定。在后面这种情况中，自我意图使得主体完全不受客体的限制，而落入双重的幻象中。一方面是，做为主动的主体，它想把客体面削减，另一方面，它又惧怕着，除非它一直保持着主动动态，否则它自己就会缩减为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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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动机如何，主体若剥削了客体内容，就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主体。它迅即变成盲无目标的操劳，而其目的则只是为了“有得做”，“有得玩”，是驱迫性的自发性，放纵的自我武断，不负责任的不随和，或任性的自由与恣情纵欲。不论是哪一种，都只能提供消遣性的兴趣与满足，而即使这些消遣性的兴趣与满足也只能维持片断时间，不久就会衰弱而变得苦辣与枯燥。在绝望中，自我寻求加强这些行为的浓度，于是更加去做，更加去寻求乐趣，更加与社会人群不随和，更加把“所有这一切都干掉”，更加多量的麻醉剂、酒、性与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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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历程在病理学上是一个邪僻的历程。蕴涵在自我的主‐客结构中的客体面，不能被扫除，然而却一再的被弄得空泛、无用；而自我的主体性，由于否认了客体因素的意义，也变成了无意义的、空虚的与放荡的。这个自我没有认知到，除非它是一个客体或具有一个客体，它就不能成为主体，因此它恣意投入它不负责任的主体性中，而因此所能做到的却是将它自己缩减了。由于在“去做自己”的方面努力失败了，自我无法忍受这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人物所带来的焦虑与负荷，因此它可能受到诱惑——甚至是受到驱迫——把这所有的努力全盘放弃。于此，它选择不“做自己”，想以放弃它的主体性的方式来逃避它的困境。宗教的或世俗的崇拜，嘲讽的态度，对于大众习俗的奴性屈服，心理上向婴儿期未觉醒的依赖状弁之退返，或直接的精神分裂——不论是哪一种方式，自我都逃避了它的困境，也放弃了它的自由与责任，并放弃了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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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以其为一个人而言——就是说，以其为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而言——，这样做会产生两种虚妄。尽管放弃主体性仍旧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示，当自我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主体时，则就不再是真正的自我。自我不论以何种方式和程度来放弃它的主体性，都必然会导致它自身的缩小与损害。在盲目的迷信或偶像崇拜中，在对于行为与决定的虚无否定中，在对于群众的卑曲附和中，在回返子宫的企图中，或在退入精神病的行为中，人性都被否定了，或甚至里毁灭了。放弃主体性与放任主体性，是同样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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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不能忍受或逃避或面对这困境，自我在对它自己的无助之认知中，可能不是经由放弃主体性来选择“不做自己”，而是经由放弃自己。在逼人的困境同冲突中，自我直接采取自我毁灭的方式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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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所努力的方式不论是决心、接受、逃避或放弃，自我之意图处理它内含的冲突矛盾，都不断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它的解决法充其量只是暂时的，片面的，而有时则陷入虚妄幻象与虚无毁灭中。当然，上述各种方式并不是单独出现的。在实际生活中，通常都是数种混合，而程度各有不同，占在主要地位者也各有不同。然而，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负责任的或不负责任的，深刻的或肤浅的，都是来自自我最基本的渴望，就是在自我内在与外的疏离、隔离、冲突矛盾中，想去发现、实现、真正认知、回返和充分去成为并具有自我以及自我的世界。这一种渴望与寻求，构成了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之主要与最终的关开。这种寻求与实现也就是禅宗的起源与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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