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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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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主编：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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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170123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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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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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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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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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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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惟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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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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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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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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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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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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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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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17012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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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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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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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读书，读的都是儒家的经典，只看见古代有很多的圣帝明王、贤人隐士，却看不见人民群众，更看不见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神话传说。因此，一般人都不觉得中国古代有过一段神话时期。1913年，章炳麟先生说：“中国素无国教矣。……盖自伏羲、炎、黄，事多隐怪，而偏为后世称颂者无过田、渔、衣裳诸业。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人思自尊而不欲守死事神以为真宰，此华夏之民所以为达；视彼佞谀上帝、拜谒法皇、举全国而宗事一尊且著之典常者，其智愚相去远矣。”（《驳建立孔教议》，《太炎文录》卷二）他以为中国没有宗教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同别国的国民性不一样，所以别国有宗教而我们会得没有。把他的话演绎开来，就是别国有神话而我们古代可以没有，因为我国的国民性只注意日常的生活技术，凡是没法实验的神怪空谈都是不相信的。这种思想不但章炳麟先生有，凡是熟读儒家经典的人都可以有，正和以前因为考古工作者只注意铜器和碑刻，使得一般人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内都认为中国古代一向用的是铜器，中国没有经过一个石器时代，和别国的历史不一样，有极相类似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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