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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西经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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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北经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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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经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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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荒经海内经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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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东经》第十三篇有刘歆校字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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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诏太常属臣望校治，侍中光禄勋臣龚、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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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歆定本至此止，共十三篇。《大荒经》内容与《海外四经》，《海内经》内容与《海内四经》，多消息相通之处，知为一种传说或图画的两种记述。故为歆所删除，而“逸在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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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司马迁已见之。《史记•大宛列传》末，太史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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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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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故言山川”一语观之，盖迁视此书为一种记录山川之书。其后，班固依《七略》作《艺文志》，列此书于形法家之首（《志》云：“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水，帝赐景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于是此书便成为一地理书矣。《汉志》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皆因依旧说。至明代，胡应麟始疑此书非地理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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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读《左传》，王孙满之对楚子曰：“昔夏……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不觉洒然击节曰：此《山海经》所由作乎？盖是书也，其用意一根于怪。所载人物灵祇非一，而其形则若魑魅魍魉之属也……周末……能文之士……纵横附会，勒成此书，以传于图象百物之说……也。（见《少室山房笔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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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虽未允当，然以《山海经》为语怪之书，较以前学者对此书之认识确胜一筹。及至清代修《四库全书》，遂列此书于子部小说家类，盖受胡说之影响。实则视此书为地理类书，固非全是，然以为小说家言，亦大不可。至近人，始知此书所有怪物故事乃古昔之神话，然对此书之实质上为何物，仍未能确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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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书之作者为谁？作于何时？古亦有多说。刘歆奏上此书，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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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邱陵，巢于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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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佐之，以周四方……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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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充从之，《别通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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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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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赵晔作《吴越春秋》，郭璞作《山海经序》，颜之推作《颜氏家训》，皆因依歆说。于是此书遂被认为禹益所作，“出于唐虞之际”矣。至南宋尤袤，始明其非禹伯翳所作，但以为先秦古书无疑。而王应麟作《山海经》考证，亦谓：“要为有本于古，秦汉增益之书。”朱熹在《楚辞辨证》则云：“以文意考之，疑此书本缘《天问》而作。”明胡应麟更为详细之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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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见《少室山房笔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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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旧说遂不复为人所信，然新说则议论纷纷，虽有可喜之言，亦多附会之见。故此问题至今仍未得一合理之解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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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春，吾友陆侃如教授寄书论《山海经》之著作时代（书载《新月》第一卷第五号），主张宜将此书分为三部，分别考论。据彼之研究，一为《山经》（即《五藏山经》），乃战国楚人所作；二为《海内外经》（即海内外南西北东经），乃西汉时人（《淮南》以后，刘歆以前）所作；三为《大荒经》及《海内经》，乃东汉魏晋时人（刘歆以后，郭璞以前）所作。其理由大略如下：一、《大荒经》及《海内经》乃解释《海内外经》者，中多汉代地名，篇末无“刘歆校”字样，而郭注云：“进在外”。且《汉志》仅记十三篇，分明此五篇是在刘、班以后。二、《海外经》袭《淮南•形训》而加详，至述昆仑西王母又较《山经》增多枝叶，显然由《山经》、《淮南》演绎而出。《海内经》（即海内四经）——尤其《海内东经》——多汉代地名（即毕沅所谓《水经》之一部分），且篇末曾署歆名，可证为彼所添入者。三、《山经》最真，乃战国时作，因为经中言铁最多，而石雅说铁之盛行在东周；经中言郡县，而郡县之制最早是秦孝公，战国时齐楚魏赵灭他国后常以其地为郡县。又经中与《楚辞》、《庄子》相通者极夥，故假定为楚人之作品。陆先生分《山海经》为三部分，甚是。然其考论之若干点，则颇可议。一、《山经》所记确多与《楚辞》、《庄子》相通者，然不可以此而假定其书即为楚人所作。何则？《庄子》所记怪物故事，无人能证其独为楚人之传说。而《楚辞》——尤其《天问》——所言，虽有一小部分属地方传说（一方独有之传说），如《湘君》、《湘夫人》之类，然其大部分皆为传自邃古之旧闻。夫楚地与中原早有交通，神话与传说之交流已久。且屈原宋玉之徒皆博闻强记之士，安能将其闻见囿于一楚地耶？例如河神。楚以河非楚望，不列祭典，至春秋时尚守此传统之礼俗。然河神及其故事，楚人固早已闻之。春秋初，楚子玉梦河神索其琼弁玉缨，子玉不致，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可证也。至战国时，楚人已祭河伯矣，故有《河伯》祭曲之作。此曲今存《楚辞》之《九歌》中。王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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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见《楚辞章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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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传《河伯》乃屈原本据民间之神曲而加润色者。由此可证中原之神话于屈原时代已深入楚地。河伯故事乃古中原（河水流域）独有之神话，当东周之世已流入南方，则楚人之独有神话安能不传至北地？屈原所作之最要者为《离骚》，但《离骚》中所见之故事多为北方普遍之传说。《山海经》之中的传说亦然。以此观之，谓屈宋词中之故事皆为楚地独有之旧闻，可乎？由此而谓《山海经》（因与《楚辞》消息相通）为楚人之所作，可乎？二、如谓《海外四经》系袭《淮南•形训》而加详，不如谓《形训》乃采《海外四经》而加略，更觉自然。何则？《淮南》本为杂集群书而成之作，如《形训》，除节录《海外经》外，还博采他书。而所采录之书中颇有阴阳神仙家之著作。如《海外四经》系袭《淮南》，则此种阴阳神仙家之言谈必被采入（《淮南》以后之记怪之书便如此）。然今传《海外经》则不如此，毫无此种言谈杂入其间，其所记怪物甚朴野，最近初民之思想信仰（玄珠之《中国神话》中已提及此点）。可知其书之写定当在阴阳神仙家之说尚未十分盛行以前。而《海内四经》中亦无阴阳神仙家之说，其写定时代亦不能太晚于《海外经》。篇末署歆名，乃校定后之附记，因全书共十三篇至《海内东经》而止也。三、《大荒经》及《海内经》决非解释《海内外经》者。此为歆删除之残篇，在校定本前，盖亦为《山海经》之一部分。大约刘歆校书时，《山海经》有数种本子，如上举之《管子》焉。歆乃比较众本，除其重复，举其异文，故校定本中屡见“一曰”云云。因《大荒经》及《海内经》乃与《海内外经》同时存在之异本，故中多消息相通。“逸在外”云云，犹《诗》《书》之不见孔子定本《诗》《书》中而称为“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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