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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传山海二经有图。《山海图》至晋仍存。郭璞曾作《图赞》，陶潜曾言：“流览山海图”，是其证也。宋朱熹谓：“《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曰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王会补传》引）（案：此乃就《海经》言之，今传《山经》中似不见此种情形。）此乃其可能之事，《楚辞》之《天问》既系诗人见壁图，呵而问之，而写成者。如此，则《山海经》之所依述之图当为二种：一为山图，一为海图。而其述记盖不同时，《山经》较早而《海经》则较晚。故前书仅言及郡县，而后者遂杂人秦汉地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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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巫觋之关系既如此密切，则谓此经（包括图）为古之巫觋——祠官——所作，当非附会。且此亦非仅依上文而推得之结论，经文中已自有其直接之暗示矣。《中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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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平逢之山至于阳华之山，凡十四山。岳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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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祭为古王者之事，由王家之祠官奉祠之，由此可知作者盖为王家之祠官，故如此云云。又考《山经》之记述山川也，实以洛邑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玄珠《中国神话》）而洛邑者，当时周王室之所在地也。总上观之，知《山海经》（包括图）实为东周王室之诸祠官所作之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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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山海经》之写定，一部分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一部分在战国末至秦时，然其书所记之物乃本之古旧之传闻，决非当时巫觋所创造者。此种旧闻大多传自邃古。最初专恃口传，未尝书以文字。其后或有图画（此种图画当为庙堂之壁画，或图于墓堂，或图于神庙），最后乃书之简帛。当巫觋将口耳习传之古说写为文字之时，或曾参考图画，或即对依画而诵出与之相关之古谈而记述之。故《山海经》者，实为当时巫觋久奉之旧典，而非一时创作之物也。此书之性质与传写之过程，或与印度之《吠陀》同。《吠陀》者，印度婆罗门所奉之圣典也。书分四集，初各独立，后合为一。此四吠陀亦非一时所成。其中最早之部分，在西元前千年以前已作出。此经自昔“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每有聪明婆罗门，诵斯十万”（义净《南海寄归传》）。后始逐渐编写成书。然口传风习，至今依然如故。此种情状，于考察《山海经》之性质及传写过程，似可以为参考之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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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是鲁迅先生已见及此，且不信“因《楚辞》而造者”说，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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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阴阳神仙及谶纬家之说与神话，关系密切，不待详解可喻。假如《山海经》的写定，是当此种思想盛行之时，势必受其影响。汉《鲁灵光殿赋》可证也。赋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其中“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乃谶纬家言，而已入殿壁画中，与“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之古说混然为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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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程憬及其中国神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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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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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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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上世纪40年代先后在上海和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上看到，当年历史学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人活跃在论坛上。他的名字叫程仰之，又名程憬。他的才学显然受到了卫聚贤先生的赏识，才能够在那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有分量的神话学论文。如《古神话中的水神》、《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均见《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9期）、《古代中国神话中的天、地及昆仑》（《说文月刊》1944年第4期）等，都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刚交50年代，这位青年学人就昙花一现般地从学术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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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程憬的遗孀沙应若女士把程先生的一部27万字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托付给了德高望重的史学界权威顾颉刚先生，请他设法帮助出版，以实现程先生的遗愿。经过顾先生的努力，曾有一家出版社于1955年把这部稿子排出了清样，但并没有出版。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决定把程著收入他们主编的“民间文学丛书”，并请顾先生为之写序。顾先生欣然从命，很快就把序文写好了。由于“大跃进”、反右倾、文艺界的小整风等等接连不断的运动，这部写于40年代的书稿，终于未能出版。不幸，顾先生于1980年辞别人世，这部书稿也就一直放在他的遗稿之中。最近，我因撰写关于顾颉刚与“古史辨”神话学派的文章，从他的女儿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得知这部书稿及顾序的下落，便借来详加研究。因此不仅对顾先生的道德文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程憬先生的神话研究和文化观有了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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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程憬其人的生平和学术思想，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神话学界，至今还没有披露更多的材料。我们仅从顾潮发表在《中外杂志》（台湾）1989年第9期上有关鲁迅和顾颉刚的文章中得知，1926年“有一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程憬，乃胡适同乡（安徽绩溪——引者），毕业后尚未就职，要先生在厦大（顾先生当时在那里教书——引者按）替他找一个助教职位”。又从顾先生为他所作的序言中得知：“程憬先生不幸，他已于1950年逝世了，年未五十。”可见，他于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曾到厦门大学教书。他一面教书，一面从事中国神话的研究著述，把淹没在儒家典籍中的中国神话资料系统化、理论化，成就为中国神话学领域里有才华有特色的神话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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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能搜集到的程憬的神话文论，一共只有8篇。除了上面引出的3篇外，还有《夏民族考》（《大陆杂志》1932年第1卷第6期）、《中国的羿与希腊的赫克利斯》（《安大季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古代中国的创世纪》（《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后羿与赫克利斯的比较》（1944）、《泰一考（神统记之一）》（《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2卷第1期、《山海经考》（《图书季刊》1943年新第4卷第3/4期合刊）。仔细研究他的这些神话学论文的论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既与他的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相呼应相衔接，其中的未尽之处又在专著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神话体系。而这部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天地开辟及神统：（1）创世纪——天地开辟；（2）神统纪。二、神祇：（1）天地及昆仑；（2）天神；（3）地祇；（4）物鬽（魅）；（5）鬼与幽都。三、英雄传说：（1）后羿；（2）后稷、巧倕、夔及后启等的传说。四、海内外纪——古人对异方的幻想。附录：（1）西王母传说的演变；（2）《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3）《山海经》考。不难看出，这部神话学著作不仅是他从事神话研究以来的一个总结，而且体现了他自成体系的中国神话研究格局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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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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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憬从事神话研究并登上学坛的时候，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奠定了基础。［6］如果说，玄珠（茅盾）写于1929年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具有开山意义，堪可作为奠基阶段系统研究中国神话的第一部专著的话，那么，程憬于40年代末完成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一书则可以认为是第二部，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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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程憬的神话研究及其专著《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一书放在中国现代人文学术思潮史和中国神话学史中来看，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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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术史意义。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科学认识和研究，萌芽于上世纪初。西方学术、地质考古学、外国神话及其理论的传人，刺激和启发中国学术界开始以一种新的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古人称之为怪异的神话传说。到20—40年代，我国神话研究领域里形成了两个很有实力的研究群体，一个是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神话学派，一个是以鲁迅、茅盾、周作人、郑振铎、江绍原、钟敬文为代表的以西方人类学派神话理论为武器的文学家宗教史学家研究群体。与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中主要采用安德留•兰等西方学者的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不同，程憬主要采用了中国近代史学中疑古学派的辨伪考释的方法和传统，同时又借用了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和以古证今的方法，他在材料的处理上却实实在在是“古史辨”式的，目的在于以神话印证古史，“用古代原始及演进的神话，来证明中国古史的荒谬”［7］，这正是顾颉刚的“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历史”［8］的学术主张。程憬有选择地继承了上述中国神话学的两大传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神话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具有另辟蹊径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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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理论建设上有所创建，有一些见解具有开创意义。例如，他论证了中国在洪水时代以前有一个神话时代。神话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在当时的人的心目中是合理的、可信的，因而是神圣的。又如，他提出了中国有系统神话的观点，并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了“全貌素描”（见程著自序）和专门的研究。再如，他从巫药、巫术、祭礼、神话四个方面论证了《山海经》是古代巫觋之宝典的学术观点，对巫觋在保存、传播、创作神话中的巨大作用，有着比同时代人更进一步的开拓。此外，他对中国神话与谶纬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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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史料意义。程憬对散见于古籍的零散纷乱的神话资料进行辨伪考释，并加以条分缕析，使之纳入一个神话系统之中，为后人对典籍神话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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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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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憬在他的著作中把夏曾佑在上世纪初所提出的“传疑时代”说，明确为“神话时代”说。夏氏把开辟至周这一段古史称为“传疑时代”，在当时的思想界无异于“霹雳一声的革命爆发”（顾颉刚语），严复称提出这一观点的夏著《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旷世之作”。中国人思想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那些三皇五帝、圣帝明王的绝对权威与历史传统，由于夏曾佑等一批疑古学者的发难而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程憬从神话学的角度把夏曾佑从史学角度构拟的“传疑时代”明确为“神话时代”。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显然比夏曾佑前进了一大步。程憬的“神话时代”指的是“洪水时代及那个时代以前”的漫长而又漫长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史事，都是神话，所有的人物如黄帝、尧、舜、禹、稷等等，都是神话中的人物。程憬把“洪水时代”作为“神话时代”与正史的分界线。把历史上溯到“洪水时代”，并非近人所创。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的话“《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指出洪水实“荒古之标志”，但由此而引入“神话时代”这一概念，却是程憬的见解。他说《山海经》“所记之物乃本之古旧之传闻”（《〈山海经〉考》）。他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古史辨”派视神话为“失真的史实”这一核心观点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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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憬的神话研究中，“神话时代”的神话是怎样的呢？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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