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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杨宾：《柳边纪略》，一卷，见《昭代丛书》第一零七册。本书亦提及在吉林地方，满人跳神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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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式济：《龙沙纪略》，一卷，见《昭代丛书》第六十五册。著者曾因故居留黑龙江多年，本书述其见闻，其中述及当地跳神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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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六卷，见《观自得斋丛书》第八至九册。本书有关于满洲萨满跳神治病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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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昭梿：《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三卷，见《说库》第四十八册至五十一册。著者为前清礼亲王，本书叙述满洲宗室跳神之仪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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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萧奭龄：《永宪录》，一卷，见《古学汇刊》第六册。本书记有康熙巡幸回宫，行跳神仪式。据云清廷跳神不仅为每年例典，如逢远行、病愈，亦行跳神礼以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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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丑雄：《论北平之萨满教》（日文），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出版，1934年，二三四页。本书共分十七章。第一章“绪言”，作者指出萨满教即“喇嘛之黄教”。第二章“萨满教之我见”，认为萨满教建筑在多神教与自然教（Naturism）的基础上。第三章讲“萨满教在北京之祭祀史”，叙述辽金元历代的祭仪。第四章讲“清代天子之萨满教祭祀”，其中分“祭仪”和“祭祀的遗址”两部分。第五章讲“宗室及觉罗之祭祀”。第六章讲“满洲旗人之祭祀”。第七章讲“蒙古旗人之祭祀”。第八章讨论“祭神”。第九章讲“萨满太太（女萨满）及男萨满”。第十章讲“祭祀时所用歌词”。第十一章描写“祭器、祭具及供献”。第十二章论“沙锅居”（白肉铺）之由来。第十三章论“巫觋”。第十四章讲“萨满教之神像”。第十五章论“白挂纸”（即北平俗称之“挂钱”）。第十六章介绍关于“萨满教研究之汉文文献”。第十七章“结论”。偏重于历史的考证，并且说明萨满教在清季盛行，清末逐渐衰微，民国以来几乎废绝。本书第十三章论巫觋，与我们现在的研究关系最为密切（见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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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尾龙造：《支那民俗志》（日文）第一卷，支那民俗志研究会，1940年，六七二页附索引三十一页。本书分二部，序篇论支那年中行事之概要。第一篇论正月。第一篇第二章的第一项，五，论及五大门。但是极其简单，仅提到狐、黄、白、柳、灰之名，并述五大门对于农产收获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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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兴安岭附近之萨满教的遗风》（日文），《人类学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八〇页，东京冈书院发行，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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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入岩：《萨满教》（日文），《东洋》三十七卷三号，一〇七至一一〇页，东京东洋协会发行，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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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井大慧：《元代之萨满教》（日文），《东洋文化史大系》，东京诚文堂新光社发行，第四册二七〇至二八七页，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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泷泽俊亮：《论现代满州民族之萨满教信仰》（日文），《满蒙》十八卷五号，五十一页至六十五页，大连满洲文化协会发行，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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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隆：《满洲萨满教的家祭》（日文），《宗教研究》十一卷一号，一一二至一二八页，东京宗教编辑部发行，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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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隆：《萨玛的巫祭和大仙的巫术》（日文），《民族学研究》一卷三号，十五至三十五页，东京三省堂发行，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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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门 四大门：中国北方的一种民俗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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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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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始终是中国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尤其近二十年间，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萧条或蛰伏之后，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在全国范围的“复兴”，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的研究，可能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深入地探求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底层，也可能有助于研究者更加深切地理解中国基层民众的思想、情感、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幸福观。本文讨论的“四大门”，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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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之研究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往往能够发展出不同于许多其他学科领域之研究的理念、立场和见解，这是因为它比较重视民众生活之实态的田野实证研究，重视民众之主观认识的“主位”立场，重视对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之传承的、关联的和全貌观的解释。本文讨论“四大门”问题时，也将采取上述这些基本的理念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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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门 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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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杨堃教授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曾指导学生完成了一批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士毕业论文(2)。由于老师要求严格，学生勤奋努力，这批大都基于实地调查完成的学术论文多有较高的水平，并在后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族学史上得到了相应的评价(3)。其中李慰祖撰写的《四大门》(4)颇得杨堃教授肯定，认为它至少超过了现在许多硕士论文的深度。《四大门》这篇论文采用了较深入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即所谓“局内观察法”，并特别重视学习乡民的土语，重视体现于“四大门”信仰中的各类术语，即所谓“民俗语汇”的意义，同时，站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的立场上，以严谨认真和超脱公允的态度，详细地描述了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进而讨论了当地民众所信仰的“四大门”宗教及其对于农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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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作者没有宗教成见，同时，他还拒绝讨论此种农民信仰的“真伪”问题，并极力回避涉及“改革方案”，这就使他有可能比很多其他研究者，更能较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类似“四大门”这样的经常被官方和知识分子指称为“迷信”的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而不被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所蒙蔽。时隔六十多年后，我们再回头阅读这篇论文，感到它虽然也有一些缺憾，如对“四大门”与当时官方查禁之间的关系几乎未曾涉及，但也深感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确实较为客观具体，因而非常珍贵。作者特别提醒说，简单地把“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仅视为一种“初民的迷信”，实在是个错误。作者认为，“四大门”就是一种“宗教”，它至少在作者实施调查和研究的当地农村占据着颇为优越的地位，其影响甚至可能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或已经渗入其他的宗教领域之中。考虑到我们中很多人业已习惯于“科学／迷信”的简单分析，考虑到社会人类学涉及汉人“民俗宗教”的研究业已取得的种种进展，今天重读这篇论文，重温这些见解，确实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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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作者指出，截止当时的许多西方传教士及研究者们对中国农村宗教的描述和研究，其态度往往是感情用事和非科学的，充满了宗教偏见，其结论也相距事实太远。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是确当的。在这篇论文以前，中国学者讨论中国农村宗教问题时，几乎都没注意到此种“四大门”宗教的存在，或往往忽视了其在民众生活和信仰里实际具有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李慰祖先生的《四大门》堪称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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