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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也具有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的明显特征。这种影响最重要的自然是来自西方的哲学（主要是欧洲近代哲学），它随着其他西方文化思想一起进入印度，并逐步在印度思想界发生影响。在印度的大学里开设西方哲学课程是这一哲学在印度思想界传播的重要方式。加尔各答大学的希拉罗尔·哈尔达勒（Hiralal Haldar）是印度较早讲授西方哲学课程的学者，他曾系统介绍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并著有《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ism）。此外，随着近代印度出版业的发展，许多思想家可以不很困难地了解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想。因此，在许多近代印度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或体系中，明显可以找出西方哲学的痕迹。如近代印度的一些思想家把印度教的人格的神改造为理性的神，这多少受了欧洲哲学史上的自然神论的影响。奥罗宾多·高士哲学体系中的进化论学说一方面受到了欧洲近代科学中进化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显然是还受到了黑格尔学说的直接启发。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描写为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的，并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而奥罗宾多·高士则考察了“内在的世界”的内部结构和它向“超越的世界”（本体界）的进化过程，亦把世界看作是处于运动和发展中的。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再如，薄伽万·达斯在表述其哲学观点时就分析参考了欧洲近代的不少哲学家的理论，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的观点、黑格尔的“存在是无”的命题等，并且把其与印度传统的宗教哲学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对诸种科学的分类的设想(4)。薄泰恰里耶在哲学理论上也受康德学说很大影响，认为有一作为事物自身的“物自体”，并借以论证商羯罗的不二一元论的正确性。另外，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在思想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实际上也对印度近代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中的许多思想家或哲学家有很大影响，这无论从他们在这一运动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还是从他们所阐述的哲学理论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近代印度的哲学家在整理和编写本国的哲学史时亦受到西方哲学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哲学史的阐述方法上，也表现在对哲学概念的解释上。印度近代出的许多本国哲学通史类书几乎没有哪一本不借助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印度哲学固有的概念；几乎没有哪个哲学史家不参照西方哲学中所设定的哲学史研究范围来选择印度哲学史所考察的对象。在印度近代哲学的发展中，要找出完全没有受西方哲学影响或启发的重要哲学家或思想家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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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近代的哲学家大量吸收了西方哲学的内容，但这种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吸收，仅吸收他们认为正确或有用的东西。例如，希拉罗尔·哈尔达勒虽然极为推崇黑格尔的学说，把黑格尔的主要观点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但也不是全部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吸取黑格尔的思想时做了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实在观念论”(5)。薄泰恰里耶对康德的学说也是既有吸取，亦有排除，他承认康德所说的“物自体”的存在，但反对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能被认识的观点。奥罗宾多·高士关于世界进化的理论虽然受了近代西方科学和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发展变化学说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在基本哲学观点上的启发性影响。奥罗宾多·高士吸收的不是黑格尔学说的整个体系，他的世界进化哲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内容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发展学说中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差别。另外，印度近代的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世间万象的背后有一绝对者或最高实在，他们在描述这种绝对者或最高实在的特性时常常借用西方哲学（ 特别是德国的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最高实在”或“绝对精神”的特征，但同时也借用印度古代传统宗教哲学（如吠檀多派商羯罗等人的哲学）中的有关描述。从这两方面的借用中可以看出，印度古代哲学的成分还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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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代哲学的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近代思想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不能忍受西方的殖民统治和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这时他们要坚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哲学；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要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成分，这又使他们在其哲学体系中融入西方哲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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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二、近代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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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和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改变了印度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对印度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英国）人来到印度后，他们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设备与印度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近代文化的勃勃生气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僵化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的强烈反差及殖民地地位的屈辱感给印度一些有较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以极大刺激。他们开始思考，开始觉察到印度传统宗教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端，并努力寻求使印度摆脱贫穷落后及屈辱地位的方法。这就促成了印度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个运动中，罗易、狄洛吉奥和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是先驱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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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m Roy，1772—1833）是印度近代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早年曾学习过多种语言，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有较丰富的知识，后在巴特拿学习了西方哲学和文学。著有《耶稣的教训——和平与幸福之引导》（The Precepts of Jesus，the Guide to Peace and Happiness）、《一神论者的赏赐》（Tuhfatul Muwabbiddin）、《罗易英文著作集》（The English Works of Raja Rammohan Roy）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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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的哲学思想是和他的宗教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有一种作为根本因的“最高实在”，这个最高实在即是神（梵）。但他对神（梵）与世间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与印度古代吠檀多派哲学家商羯罗的解释不同，他认为虽然神（梵）是世间现象的根本因，但世间现象亦是实在的，并有着构成自身的物质原因和自身的规律。罗易虽然同意把神作为哲学上的最高实在，作为“本原”，但却强烈反对把神作为一种人格化的实体来崇拜。他主张对印度教进行改革，要求排除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成分；他主张破除印度社会中的种种陋习或愚昧现象，如寡妇焚身殉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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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在向国人介绍欧洲先进的思想、普及近代教育、倡导印、西交流的同时，亦主张要复归印度的传统精神，推崇印度古代的所谓“纯粹宗教”。1828年，他创立了近代印度著名的宗教改革团体“梵社”（Brāhma Samāj）。在这一团体中，他聚集了一批在推行宗教与社会改革方面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他们崇敬奥义书，信仰印度传统哲学中的“梵”这一最高实在，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殉葬、童婚和男女不平等。与罗易同时及在他去世之后的梵社的主要成员或指导者有：德瓦尔克那特·泰戈尔（Dvarkanath Tagore 1794—1846，诗人泰戈尔的祖父）、德宾特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1817—1905，德瓦尔克那特·泰戈尔的长子）、凯沙伯·钱陀罗·森（Keshab Chandra Sen，1843—1884）等人。罗易与其他梵社成员的哲学、宗教思想及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活动对近代印度人的思想启蒙有着重要影响。罗易本人被称为“近代印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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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维维恩·狄洛吉奥（Henry Vivian Derojio，1809—1831）是另一个近代印度的思想启蒙集团——“青年孟加拉派”的代表人物。这个集团比梵社略晚一些形成。他和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影响下，对印度宗教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愚昧与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痛斥。这个集团在思想启蒙方面提出的理论远比梵社的主张要激进，他们反对印度教的偶像崇拜更为彻底。直接宣传无神论的思想。“青年孟加拉派”通过办报、建学校、组织讨论会等形式努力传播其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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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Dayānanda Sarasvatī，1824—1883）是印度近代宗教社会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又一重要先驱人物。他生于西印度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少年时即对宗教问题感兴趣，后对神的偶像发生怀疑。曾在印度许多地方游历。主要著作有《真理之光》（Satyartha Prakask）等。在哲学与宗教上，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认为梵是伟大的神或最高者，是渗透全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实在、意识和欢喜的人格化。他把吠陀看作是智慧和宗教真理的宝库，认为吠陀是神的语言，有绝对的权威。1875年，他创立了“雅利安社”（Arya Samāj，意译“圣社”）。这是一个带有复古色彩的团体，但其主要倾向仍是要进行宗教与社会改革。它反对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反对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成员的隔离，反对童婚等愚昧的社会现象。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力主通过向印度古代的复归来进行宗教等方面的改革，以促进社会面貌的改观，但也并不盲目排斥西方的思想，他曾比较印度与欧洲的习俗，指出欧洲文明的长处。他与“雅利安社”的主张和活动在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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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狄洛吉奥、达耶难陀·沙罗室伐底等人开展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对促进印度进入世界近代社会起了重要作用。这一运动的开展必然要求发起者与参加者提出明确的理论来作为指导运动的思想基础。这是促使近代印度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这一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印度当时不具备提出系统哲学理论和出现伟大哲学家的条件。随着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印度思想界出现了一批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家。他们是印度近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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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三、印度近代影响较大的三位哲学家——辨喜、奥罗宾多·高士、拉达克里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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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近现代有许多重要的哲学家，但学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辨喜、奥罗宾多·高士和拉达克里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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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Svāmi Vivekananda，1863—1902）是印度近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印度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改革家，被称为是印度“19世纪的圣人”。他年轻时曾在加尔各答的管辖区学院学习，后入苏格兰总传教会办的学府深造。在求学时期就较透彻地了解了西方的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学，也掌握了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一般知识。曾访问过不少欧美国家，入过梵社，并创立了罗摩克里希那寺院和传道会。著有《东方和西方》（The East and the West）、《科学和宗教哲学》（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业瑜伽》（Karma-Yoga）、《智瑜伽》（Jñāna-Yoga）、《王瑜伽》（Rāja-Yoga）、《信瑜伽》（Bhakti-Yoga）、《吠檀多哲学》（Vedānta Philosophy）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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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的哲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属于他所谓“智瑜伽”的部分(6)。他对以往的吠檀多派哲学进行了总结，认为哲学的种种立场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即：二元论、制限不二论和不二一元论。二元论是人们在哲学或宗教上的最一般立场，即是最大多数人通常所持有的观点，这种观点把神（梵）看作是宇宙的创造者和支配者，认为自然和人永远与神（梵）有差别，二者是彼此完全不同的东西。制限不二论与不二一无论是相近的，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神（梵）既是宇宙（包括自然界的事物和人）的制作者，亦是构成宇宙的材料。二者的差别在于：在神和宇宙是一体的观点上，制限不二论不如不二一元论彻底。换言之，在主张世界万有均以梵为根本、均具梵性这一点上，制限不二论不如不二一元论坚决。辨喜本人是赞同不二一元论的。在他看来，不二一元论达到了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与宗教世界的最美之花。然而，辨喜的不二论在实际上与商羯罗的不二一元论并不完全相同。辨喜不认为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并且主张物质同运动不能分开，承认时、空、因、果的实在性。辨喜被认为是“新吠檀多派”的首倡者。他的这些观点与其在近代印度努力倡导宗教改革与思想启蒙的政治理论立场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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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方面，辨喜主张消除各种宗教派别的互相对立，力图调和各种宗教的冲突，并对未来宗教作了种种设想。在社会改革方面，他要求破除种种陈规陋习，去掉种姓隔离，保护妇女权力。并提出发展民族工业等种种爱国主义主张。他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社会改革活动在印度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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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亦是印度近代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诗人。年幼时即去英国留学，历时十四年，学习了欧洲国家的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等。回国后又深入研究了印度传统文化。曾在巴洛达邦教授英文和法文，并任加尔各答的国民学院院长。他参加过国大党。因涉嫌一起爆炸事件而被捕入狱。1910年移居本地治理，继续著书立说，并创立了“奥罗宾多修道院”，直至逝世。著有《神圣的生活》（The Life Divine）、《社会发展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Development）、《人类循环论》（The Human Cycle）、《人类统一的理想》（The Ideal of Human Unity）、《印度文化的合理批评》（A Rationalistic Critic on Indian Culture）、《瑜伽及其目的》（Yoga and Its Object）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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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罗宾多·高士对印度传统哲学（特别是吠檀多派的学说和瑜伽派的学说）都很了解，在综合比较二者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世界可以分为“内在的世界”（现象界）和“超越的世界”（本体界）。“内在的世界”是由物质（肉体）、生命和心构成的。物质是变化的，它可呈种种状态，具有互相作用、冲突、扩散、凝聚等性质；生命是宇宙的能的形态或运动，生与死都是生命形态，它们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死仅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的材料的破坏和另一种形式的材料发生作用。生命是不会终止的；心是世间事物中的本质精神，或是人存在中的最高机关。“超越的世界”可归结为实在、意识和欢喜。实在、意识和欢喜并不是构成“超越的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而是从不同角度观察而得知的这一世界所具有的三个方面。就其作为一切事物的本体而言，“超越的世界”是最实在的；就其根本的形态而言，它是意识的。也可以这样说：实在是意识的，意识是欢喜的，欢喜是实在的。这即是“超越的世界”的本质或特征。“内在的世界”是“超越的世界”的反映或影像，是“超越的世界”的产物。奥罗宾多·高士受西方近代科学的启发，提出了自己哲学体系中的进化论学说，认为进化的过程是是从物质进展到生命，再从生命进展到心。但心并不是进化过程的终点，因为心的意识性并不彻底。进化还必须从“内在的世界”深入到“超越的世界”。所谓“超越的世界”即超越心的世界，亦称“超心”，它是一种最纯粹的意识。在奥罗宾多·高士看来，进化是从外在的东西深入到内在的东西，从物质的东西深入到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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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奥罗宾多·高士的学说可以看出，他力图建立一种融合东西方的哲学、调解科学与宗教对立的思想体系。他的理论中既有许多近代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分，如西方哲学与科学中的物质与精神学说、运动与进化学说等，亦包含大量印度古代的传统哲学与宗教的成分，如关于吠檀多派的梵的学说及瑜伽修行的学说等等。这使他的思想体系既复杂、丰富，但又常常自相矛盾。这种特征在不少印度近代哲学家或思想家中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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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888-1976）在近代印度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世界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他出生于马德拉斯市附近的一个印度教家庭，并在该市的基督教学院学习，1909年毕业时获哲学硕士学位。1916年任马德拉斯省立学院的哲学教授。以后又任迈索尔大学、加尔各答大学、英牛津大学的教授，并曾任安德拉大学和贝那勒斯大学的副校长。1962—1967年曾任印度总统。拉达克里西南一生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上。他的著作较多，主要的有：《现代哲学中的宗教统治》（The Reign of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印度哲学》（Indian Philosophy）、《印度教人生观》（The Hindu View of Life）、《宗教中的东方和西方》（East and West in Religion）、《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Eastern Religion and Western Thought）、《宗教和社会》（Religion and Society）等等。他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是倾向于印度古代吠檀多派的，承认梵是世间一切现象的最高实在，但又认为世界是有与非有的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直觉在哲学及其他科学领域中的作用。拉达克里希南在学术上的重要建树是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东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不仅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而且对中国、日本、埃及等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也做了较细致的介绍，努力向人们揭示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他对推进东方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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