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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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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黑尔在自己的领域里长期占据泰斗地位。2011年，精神病学协会在蒙特利尔举办两年一次的大会，邀请众多知名教授参加。我私下里邀请黑尔一起喝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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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马上就给了我答复：“我更想喝杯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到酒店的酒吧来找我吧，我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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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喝着20年的陈酿啤酒，一边试探性地问他：“你那时候在《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到底得了多少分，鲍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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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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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分数很低，”他说道，“一两分吧。我的学生说我真应该多努努力。但是我不久前确实也干了点‘精神病’才干的事。我花了一大笔钱买了辆崭新的越野车，而且还是辆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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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错，”我说，“也许你的学生对你的影响很大，只是你没有意识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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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他：“当你环视四周，看看现代社会，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整体上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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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这个大人物没有像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那么干脆。“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说是这样的，整个社会的精神病日趋严重，”他说道，“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二十年、十年甚至几年前都没有发生过。由于过早地在网络上接触成人色情，孩子们对正常的性行为感到麻木。人们因为忙碌，或对在现实生活中结交朋友缺乏耐心，使租友网站越来越盛行。前些天我读到一篇报告，说女性犯罪团伙的大量增长与现代网络游戏越来越暴力有关。事实上，我觉得你要是想寻找社会精神病加剧的证据，女性犯罪的大幅增长就很有说服力，根本不用跟我提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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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不常读报、不常看电视和上网的人，也能理解黑尔的这种观点。2011年，日本一个17岁的男孩为了买一台iPad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在中国，一个两岁的小孩被困在集市上，被车碾过，肇事者不仅没有施救，反而又轧了一次。事件过后，一名对此次事件大感震惊的中国人大代表向政府提议，希望通过“行善的撒玛利亚人法”[48]，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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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好的事情总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平克认为，实际上暴力活动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减少了。恶性谋杀和其他恐怖的犯罪案件之所以能够登上报纸头版，不是因为犯罪行为司空见惯而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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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杀人案为例。学者们在查阅几个欧洲国家的法院记录后，计算出的谋杀率连年大幅下降。以14世纪的牛津郡为例，跟现在比起来，那个时候的牛津郡就像到处都是杀人犯似的：当时，每年每10万人中就有110人是杀人犯；而在20世纪中期的伦敦，每10万人中只有一个是杀人犯。其他地区——意大利、德国、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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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变化趋势也一样。平克经过计算得出，在战争肆虐的20世纪，死于战场的人有4000万，而世界人口是60亿，两个数据的比率仅为0.7%。把疾病、饥荒和种族灭绝等与战争相关的因素也考虑在内，那么死亡人数将上升到1.8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是从数据上来说真不算大，差不多只相当于世界人口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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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数据与史前数据对比一下——那个时候可是15%，你就明白了。克里斯托夫·佐里科夫在法国西南部发掘出被击伤的尼安德特人头骨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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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看到这些数字，人们脑海中马上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这些数字是否与社会上精神病态者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相符；其次，在这些犯罪行为急剧减少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扼制了人类进行谋杀的暴力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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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谈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答案是法律。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国家管控，我们就会变成野蛮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平克从自下而上的观点出发，间接地提出了渐进的文化和心理成熟进程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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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或12世纪起到17、18世纪，欧洲人日渐学会了抑制冲动，学会了预先对自我行为的后果进行评估，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他这么说，“荣誉文化，即时刻准备报复的文化，渐渐演变为一种尊严文化——愿意时刻控制自己的情感。”这种观点首先来自文化界权威人士对上流社会和贵族的公开教化，使他们能够把自己跟恶人和粗人区分开来。后来这种观念又融进了对后代的教化中，直到这些观念变成他们的第二天性。然后，这些标准又逐渐从上流社会扩展到竭力模仿贵族的中产阶级，继而扩散到下层社会，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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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都很容易理解。平克的观点里暗含着几个具有直接意义的重要原则：假如对细微的社会生物学线索条分缕析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了。这个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方面，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另一方面，社会精神病却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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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平克颇有见地的观点，即“文化权威人士”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基本上都是牧师、哲学家或者诗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君主。但时至今日，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文化权威人士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当红明星、当红演员、媒体和电子游戏大亨。这些人没有向社会宣扬高尚的品德，而是向人们宣传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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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开电视看一下。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谁敢来挑战》（Fear Factor）节目上，一大群竞争选手大口吞食着各种令人作呕的蛆虫和昆虫。在《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节目上，我们听到人们脱口而出的“你被炒鱿鱼了”。西蒙·考埃尔（Simon Cowell）[49]正是以其直率、无情、极具个人特色的评审风格而出名。安妮·鲁宾逊（Anne Robinson）用她那淫荡的、做过整容手术的眼睛盯着失败的选手，像疯狂的母夜叉一样大声宣布：“你弱爆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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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对行为规范的影响仅仅是平克社会生物学等式的一边，当这些行为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并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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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行业为例。贪婪和腐败已经开始吞噬大企业的边缘——从美国内战时期的投机商，到20世纪80年代在资本主义及撒切尔主义[50]的掩护下英国私下进行的内部交易丑闻。新千年似乎还带来了一股全新的企业犯罪潮流。投资骗局、利益冲突、审判不公和企业界长盛不衰的欺诈和挪用公款，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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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分析师指出了一系列导致如今商业气候污浊的原因。贪婪作为戈登·盖柯[51]主义的核心就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游击会计”（guerilla accounting）。由于华尔街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都想不停地赚钱，商业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都呈指数飙升，违规操作和混淆是非突然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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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券、会计操作和商业交易的手段变得极其复杂，诈骗越来越容易得到隐藏。”资深商业诉讼律师赛思·陶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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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前教授克莱夫·博迪在《商业伦理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原因简单明了，所有的问题都是精神病在作祟。博迪解释说，精神病企业人士利用现代企业相对动乱的本质，包括变化速度快、不断更新以及核心人员调动频繁等，通过他们“外在的领导气质和魅力”进入大金融机构角落里的办公室（通常指高级主管或者经理的办公室），使自己的行为不为人所知，更有甚者，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常，甚至跟理想中的领导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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