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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博迪的分析，这些企业的阿提拉[52]一旦进入角色就“能够影响整个机构的道德风气”，而且还能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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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迪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发财，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完全不顾及给别人和社会造成的其他后果，把‘位高者不负众望’、平等、公平等传统观念抛在脑后，也完全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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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博迪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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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特拉华大学温伯格企业治理中心（the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主任查尔斯·埃尔森指出，整个社会也难辞其咎。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一味归咎于企业大亨，而应该反思一下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中，真理被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所扭曲，道德边界远远偏离了良心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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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森认为，至少从政府层面上来说，造成这一变化的分水岭是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这场风波过后，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倒台，其家庭也没有因此而破裂，其政治遗产也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他领域的荣誉和威信受其影响开始降低。警察因为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而备受诟病；体育运动因为普遍的兴奋剂丑闻受到广泛批判；教会也因儿童性虐丑闻而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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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法律也不可幸免。在盐湖城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绑架案中，布赖恩·戴维·米切尔（Brian David Mitchell）是个流浪传教者，自称先知，他绑架、强奸了14岁的斯马特，还将她拘禁了9个月——根据斯马特的证词，米切尔在此期间每天都对她进行强奸。但在审判中，米切尔的代理律师却要求审判法官宽大处理他的当事人，理由是：“斯马特女士并没有死，她挺了过来，而且成功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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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法庭鼓励这样的论调，社会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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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自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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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平克说，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社会暴力倾向正在减弱，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病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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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我们就说社会精神病正在加剧，”平克接着反驳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暴力倾向就会大幅加强。据我所知，大多数精神病态者其实都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情感伤害，而非肢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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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社会的精神病真的在加剧，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四五十年来社会暴力有小幅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暴力方式的变化，比如变得更加偶然，或者手段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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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社会上精神病态者越来越多会使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中，比如说中世纪。但是，单纯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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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品性或者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小幅波动，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但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习俗和礼节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内心，融于我们的美好品质之中，绝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变化而改变。更何况现在的变化很小，只是轻微地将我们向邪恶品质推了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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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认为精神病不能长期持续地存在下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借助上一章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精神病态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毫无永远存在下去的希望。平克认为暴力举动的心理动机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伦敦国王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120名被判刑的街头抢劫犯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他们的回答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快感、一时冲动、社会地位以及财物。这正是精神病态者独有的任性、无情的行为。这些犯人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英国的街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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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精神病态者这一漠视社会的群体是不是正在崛起？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社会规范概念、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顾及自己行为后果的群体？也许平克是对的，现代社会人性结构的细微变动正在邪恶地将人性推向黑暗面？如果不考虑萨拉·康拉特和她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团队最近的研究的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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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特对14000名志愿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根据人际反应指数[53]衡量）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降，并且在过去10年内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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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学生的共情水平下降了40%。”康拉特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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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忧心的是，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琼·温茨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内，大学生的自恋水平与共情指数的变化恰恰相反，呈直线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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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特接着说：“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是‘自我的一代’，他们是近代以来最以自我为中心、最自恋、最好胜、最自信，也最有个性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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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武装部队司令洛德·丹纳特勋爵最近呼吁对新入伍的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以此作为基础训练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新兵严重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鉴于前面提到的调查研究，丹纳特勋爵的这个提议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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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没有像前几代人那样接受过传统价值观的洗礼，”丹纳特解释道，“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他们设置一条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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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提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人们常说把他们送到部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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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导致社会价值观滑坡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与其他大多数问题一样，环境、榜样和教育等种种复杂的因素都有影响。但更加根本性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杰弗里·扎克斯和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团队的研究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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