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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都很容易理解。平克的观点里暗含着几个具有直接意义的重要原则:假如对细微的社会生物学线索条分缕析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了。这个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方面,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另一方面,社会精神病却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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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平克颇有见地的观点,即“文化权威人士”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基本上都是牧师、哲学家或者诗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君主。但时至今日,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文化权威人士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当红明星、当红演员、媒体和电子游戏大亨。这些人没有向社会宣扬高尚的品德,而是向人们宣传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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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开电视看一下。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谁敢来挑战》(Fear Factor)节目上,一大群竞争选手大口吞食着各种令人作呕的蛆虫和昆虫。在《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节目上,我们听到人们脱口而出的“你被炒鱿鱼了”。西蒙·考埃尔(Simon Cowell)[49]正是以其直率、无情、极具个人特色的评审风格而出名。安妮·鲁宾逊(Anne Robinson)用她那淫荡的、做过整容手术的眼睛盯着失败的选手,像疯狂的母夜叉一样大声宣布:“你弱爆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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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对行为规范的影响仅仅是平克社会生物学等式的一边,当这些行为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并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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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行业为例。贪婪和腐败已经开始吞噬大企业的边缘——从美国内战时期的投机商,到20世纪80年代在资本主义及撒切尔主义[50]的掩护下英国私下进行的内部交易丑闻。新千年似乎还带来了一股全新的企业犯罪潮流。投资骗局、利益冲突、审判不公和企业界长盛不衰的欺诈和挪用公款,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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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分析师指出了一系列导致如今商业气候污浊的原因。贪婪作为戈登·盖柯[51]主义的核心就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游击会计”(guerilla accounting)。由于华尔街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都想不停地赚钱,商业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都呈指数飙升,违规操作和混淆是非突然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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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券、会计操作和商业交易的手段变得极其复杂,诈骗越来越容易得到隐藏。”资深商业诉讼律师赛思·陶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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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前教授克莱夫·博迪在《商业伦理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原因简单明了,所有的问题都是精神病在作祟。博迪解释说,精神病企业人士利用现代企业相对动乱的本质,包括变化速度快、不断更新以及核心人员调动频繁等,通过他们“外在的领导气质和魅力”进入大金融机构角落里的办公室(通常指高级主管或者经理的办公室),使自己的行为不为人所知,更有甚者,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常,甚至跟理想中的领导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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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根据博迪的分析,这些企业的阿提拉[52]一旦进入角色就“能够影响整个机构的道德风气”,而且还能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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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迪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发财,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完全不顾及给别人和社会造成的其他后果,把‘位高者不负众望’、平等、公平等传统观念抛在脑后,也完全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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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博迪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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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特拉华大学温伯格企业治理中心(the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主任查尔斯·埃尔森指出,整个社会也难辞其咎。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一味归咎于企业大亨,而应该反思一下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中,真理被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所扭曲,道德边界远远偏离了良心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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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森认为,至少从政府层面上来说,造成这一变化的分水岭是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婚外情。这场风波过后,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倒台,其家庭也没有因此而破裂,其政治遗产也几乎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但是其他领域的荣誉和威信受其影响开始降低。警察因为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而备受诟病;体育运动因为普遍的兴奋剂丑闻受到广泛批判;教会也因儿童性虐丑闻而饱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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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法律也不可幸免。在盐湖城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绑架案中,布赖恩·戴维·米切尔(Brian David Mitchell)是个流浪传教者,自称先知,他绑架、强奸了14岁的斯马特,还将她拘禁了9个月——根据斯马特的证词,米切尔在此期间每天都对她进行强奸。但在审判中,米切尔的代理律师却要求审判法官宽大处理他的当事人,理由是:“斯马特女士并没有死,她挺了过来,而且成功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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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法庭鼓励这样的论调,社会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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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自我”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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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平克说,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社会暴力倾向正在减弱,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病正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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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我们就说社会精神病正在加剧,”平克接着反驳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暴力倾向就会大幅加强。据我所知,大多数精神病态者其实都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情感伤害,而非肢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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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社会的精神病真的在加剧,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四五十年来社会暴力有小幅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暴力方式的变化,比如变得更加偶然,或者手段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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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社会上精神病态者越来越多会使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中,比如说中世纪。但是,单纯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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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品性或者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小幅波动,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但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习俗和礼节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内心,融于我们的美好品质之中,绝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变化而改变。更何况现在的变化很小,只是轻微地将我们向邪恶品质推了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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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认为精神病不能长期持续地存在下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借助上一章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精神病态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毫无永远存在下去的希望。平克认为暴力举动的心理动机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伦敦国王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120名被判刑的街头抢劫犯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他们的回答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快感、一时冲动、社会地位以及财物。这正是精神病态者独有的任性、无情的行为。这些犯人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英国的街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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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精神病态者这一漠视社会的群体是不是正在崛起?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社会规范概念、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顾及自己行为后果的群体?也许平克是对的,现代社会人性结构的细微变动正在邪恶地将人性推向黑暗面?如果不考虑萨拉·康拉特和她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团队最近的研究的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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