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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特对14000名志愿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根据人际反应指数[53]衡量）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降，并且在过去10年内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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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三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学生的共情水平下降了40%。”康拉特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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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忧心的是，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琼·温茨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内，大学生的自恋水平与共情指数的变化恰恰相反，呈直线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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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特接着说：“很多人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是‘自我的一代’，他们是近代以来最以自我为中心、最自恋、最好胜、最自信，也最有个性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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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武装部队司令洛德·丹纳特勋爵最近呼吁对新入伍的士兵进行“道德教育”，以此作为基础训练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新兵严重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鉴于前面提到的调查研究，丹纳特勋爵的这个提议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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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没有像前几代人那样接受过传统价值观的洗礼，”丹纳特解释道，“所以我们觉得很有必要为他们设置一条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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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提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人们常说把他们送到部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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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导致社会价值观滑坡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与其他大多数问题一样，环境、榜样和教育等种种复杂的因素都有影响。但更加根本性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杰弗里·扎克斯和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团队的研究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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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斯及其合作者借助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人在阅读时大脑深层结构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构建自我意识提供了新鲜而有趣的认识。当阅读到书中人物位置的变化（比如从屋里走到街上去）时，大脑负责空间定位和感知的颞叶区的活动就会增强，而阅读到书中人物操持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拿起一支铅笔）时，大脑额叶区的活动也会有类似的增强。一般认为额叶区对于理解运动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书中人物活动目标的变化会导致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性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损害会破坏人们对计划和目的性行为的顺序和结构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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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有可能真的就是这样。这项研究的带头人妮科尔·斯皮尔说，当我们读故事时，我们与故事的互动就是我们“用大脑模拟故事里的情境”，然后大脑会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和经验将这些新碰到的情境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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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可以在我们的大脑皮层上刻出新的神经路径，这将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最近出版的论文《读者的梦境》（The Dreams of Readers）中所说，阅读使我们“更加在乎别人的内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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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变成吸血鬼，但是不会去咬人。换言之，我们会变得更有共情力。阅读带给我们的全新体验是因特网和枪林弹雨的虚拟世界所不能提供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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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的天赋：天才、疯子和内向人格的成功密码 有罪无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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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蒙特利尔，我和鲍勃·黑尔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在谈论共情和世界观的话题时，我们谈到了“神经法学”的出现。这是由于法院对顶尖神经科学越来越感兴趣而发展起来的次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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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研究发表于2002年。该研究在一种神经传输代谢基因中发现了一种功能性多晶体，说明成年人的神经性行为与童年受虐待的遭遇有关。这个问题基因，即前文中提到的媒体所谓的“斗士基因”，控制了单胺氧化酶A的分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基因不足以与老鼠的攻击性行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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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研究所的阿瓦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特里尔·莫菲特（Terrie Moffitt）进一步开拓了一项前沿性的研究，即研究人类在儿童—青少年—成年时期的状况，发现了与老鼠身上类似的结果。在儿童时期遭受了虐待或者忽视的人身上带有一类可以导致单胺氧化酶A分泌过低的基因。等到成年之后，这些孩子变成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态者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而童年经历与其相似，但单胺氧化酶A分泌更多的人却很少出现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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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了法庭上，也许会彻底改变犯罪与惩罚的根本原则。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部分归因于我们的基因，部分归因于我们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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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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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布拉德利·沃尔德鲁普的辩护律师怀利·理查森把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精神病学法医威廉·贝尼特请到了证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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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头有件大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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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鲁普涉嫌制造了田纳西州历史上最残暴的惨案。跟他分居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和朋友去他的拖车房看他的时候，沃尔德鲁普说，他“失去了控制”。他拿起0.22口径的步枪，硬生生地在妻子朋友的后背打了八个洞，然后用砍刀劈开了她的脑袋。随后，他又拿着砍刀冲向妻子，砍下她的一根手指，在连砍数刀后又拿起铁铲将她打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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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鲁普的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她的朋友不幸去世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沃尔德鲁普被判有罪，那么他将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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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森不这么认为，他问贝尼特：“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拥有限制单胺氧化酶A分泌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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