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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圣保罗这样写道，“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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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挂在温布尔登中央球场的吉卜林的话也肯定不是巧合……而且他的话也不仅仅适用于网球。在揭示运动的伟大之处时，斯诺克传奇选手史蒂夫·戴维斯回答说：“当比赛意味着一切的时候，你就当它什么也不是。”“放下”打好的球，同样也要“放下”没打好的球，然后百分之百集中精力打好下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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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高尔夫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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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圣安德鲁英国高尔夫公开赛中，来自南非的路易斯·乌修仁[87]爆冷门获胜。他在公开赛前的赛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即使他在比赛中领先四杆，人们也料定在最后一轮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他必将功亏一篑。但是他赢了。原因非常简单：一个小红点。这个小红点就位于他手套拇指的根部，非常显眼。这个解释令人惊讶，难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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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点是曼彻斯特运动心理学家卡尔·莫里斯给乌修仁画上去的。乌修仁找到莫里斯，请他帮忙纠正他内心潜藏的精神病态。莫里斯告诉他，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这杆球上，而不是在比赛过程中对结果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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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制订计划，让乌修仁每次挥杆时都要沉着、冷静，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小红点上。小红点就是最重要的，此时不是他在击球，而是球在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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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他以七杆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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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修仁的红点是体育心理学中“过程目标”（process goal）的经典案例。“过程目标”的技巧就是要求运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事物上，以免想其他事情。在这一案例中，乌修仁就是要避免去想所有输掉比赛的情况。小红点牢牢地将乌修仁的注意力拴住了。拴在击球之前，拴在动作做出之前，最重要的是，拴在信心消退之前。事实上，这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事务上的能力，也就是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所谓的“最优体验”或“心流”[88]，它是心理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的关键技巧之一。不仅仅是在高尔夫高手身上，在各项体育运动的高手身上，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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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心流”的时刻，过去和未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令人高度紧张、异乎寻常、让人全神贯注的现在，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很在状态”的感觉。这是一种身心高度一致、陶醉其中的完美状态，在业界称为完美“金三角”。在这种状态下，你的身心完全放松，又集中于一点，你无须刻意用力就能获得最佳效果，此时，时间和人合而为一——人既掌控了一切，又无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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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这种状态在人脑中有一个神经指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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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亚琛大学的马丁·克拉森发现，“心流”有其独特的心理学剖面图。他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电子游戏玩家的大脑，发现人在高度专注和精神集中的时候，前扣带回皮层（大脑产生错误和冲突的部位）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注意力得到集中，人不容易分心，与任务不相关的信息会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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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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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年，肯特·基尔重新启用了他那台特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开始在新墨西哥开展新的实验。基尔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精神病态者道德上的决定？他们在压力下真的会镇定自若吗？在事件关乎成败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达成更好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可能是他们的大脑不同寻常吗？冷静的认知推理过程战胜了冲动的感情处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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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答案，他给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制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困境，分别是他所说的“高冲突性（个人）”和“低冲突性（个人）”困境[89]，两种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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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冲突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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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方士兵占领了你的村子。敌方的命令是不留活口。你和其他人躲在一个地下室里。你听到敌方士兵进入了你上面的屋子。这时，你的孩子开始大声哭喊。你捂住孩子的嘴以便堵住哭声。如果你把手从孩子嘴上挪开，孩子就会大声哭闹，敌方士兵就会听见。如果听见孩子的声音，他们就会找到你，并杀死包括你和孩子在内的所有人。为了保全你和其他人，你必须闷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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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全你自己和其他人而闷死自己的孩子，对你来说，这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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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冲突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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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你去看望祖母。她通常会在你到来时给你几美元作为礼物，但是这次她没给。你问她原因，她说是因为你给她写的信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你生气了，决定戏弄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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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你从药柜里拿出几粒药片，放在祖母的茶壶里，心想着能够让她难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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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戏弄祖母而在她的茶壶里放入药片，对你来说，这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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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测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非常简单。基尔猜测，如果精神病态者不容易受外在感情的影响，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会比正常人更加镇定、冷漠和坚强，那么他们与正常人最明显的区别应当体现在高冲突性（个人）困境中——也就是冲突性很大、问题切中要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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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证明，恰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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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冲突性困境下，精神病态者确实比正常人更倾向于以功利为判断标准，也就是“道德上可以接受”。与在伦理道德上更加脆弱的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更容易闷死孩子，或者至少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一行为带来的痛楚。如果实验中的情境是真的，他们大概更有机会活下来，并能保全地下室里同伴的性命（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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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三章“威廉·布朗”号那个例子中发现的一样，基尔和他的合著者也发现，总体而言，在道德问题上，精神病态者同样比非精神病态者在衡量眼前的难题时用的时间更少。他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合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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