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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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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170127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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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吉受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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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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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有人开始研究大脑各部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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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9月13日，佛蒙特州的一个城市的郊区，正在进行铁路建设，当时有一支施工队，该施工队的工头名叫菲尼亚斯·盖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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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工伤事件之一，盖奇就是这次事件的主角。施工的时候，工人用到了一种叫作“炮棍”的工具。当时，盖奇正要将炸药紧紧实实地装进炮棍里的时候，不小心弄出了火星，于是炸药被点着，接着发生了爆炸，爆炸的结果就是炮棍横插进了盖奇的头部。炮棍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插入，然后从头顶捅出来，鲜血和脑浆溅出好几英尺。令人瞠目的是，盖奇居然活下来了，而且恢复了意识，还能说上几分钟的话，同时，当地有一位医生，名叫约翰·哈罗，由于他的精心关照，盖奇慢慢复原了，即使他随后并发了感染症状，也没能要他的命。 1860年，在一次严重的癫痫病发作之后，盖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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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奇能够在心理学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哈罗在1868年编写的一份报告。写报告的时候，盖奇已经去世了，哈罗将他大脑受伤的具体位置和他的人格和行为的古怪变化联系在一起。哈罗称，在盖奇受伤前，他是一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人，脾气平和，而且“思维相当平衡”；但在事故发生后，“他的智能和内心野性之间的平衡看起来像是被摧毁了”。很显然，他后来变得满嘴脏话，而且行为放纵、不负责任，脾气也是好一阵歹一阵，同时，他还变得优柔寡断，无法继续胜任他以前的工作，也无法坚持完成任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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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一个观点：复杂的认知功能和人格特质都是由大脑的某些部位决定的。后来，哈罗的报告还被用作一个有效的依据，明确证明大脑额叶掌控着所谓的“执行能力”，这个“执行能力”负责展望未来、制订计划、进行自我控制等功能，并且还要压制人的“动物本能”。在研究这个病例的过程中，心理学专家兼历史学专家马尔科姆·麦克米伦做出了如下评价，这个病例的地位如此重要，因此，“时至今日，在心理学教科书和神经学教科书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书籍都引述到了该病例。而且，还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虽然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大概已经过去了150年，但是人们依然还在研究，目的是想要确定盖奇大脑中到底有哪些部分被损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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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麦克米伦还发现了一点，多年来，随着对盖奇病例的持续报道和采纳引用，出现了很多问题，似乎要动摇这个故事的根基。很多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传统说法，主要观点都是在贬低事故后的盖奇。传统说法是，在经理人巴纳姆旗下的一家马戏团，盖奇将自己当作一件稀奇异物进行展览，后来他更是沉溺酒精，有些版本甚至还说他猥亵儿童。事实上，虽然有证据表明，盖奇的确有过短暂的公众演讲经历，还带着那根“炮棍”；说来也有些无厘头，他竟然对这根棍子产生了喜爱之情。但是，现在还另有证据表明，他后来还从事并保持了几份工作，都是一些吃力的工作，包括在智利的公共马车上当车夫，而没有证据表明他成了一个酒鬼或者色鬼；除了哈罗寥寥数笔的描写外，关于他在事件前后的个性说明，也都没有其他依据。根据盖奇的头盖骨，人们现在重建了模型，准确地再现了盖奇大脑的受伤点，但是受伤位置与传统说法并不对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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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于大脑功能的区域划分，如果要想得出准确的结论，那么再采用盖奇这个病例实在是一无用处了。不过，一直以来，即使事实如此明确清晰，但那些心理学家还是无法停止护短。他们有某种私心，特别偏爱某些理论，无法停止把盖奇当作证据的做法。就像麦克米伦说的那样：“盖奇的故事值得铭记，因为它表明了，一丁点儿的事实要演变成大众传说和科学神话，是一件多么方便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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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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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口误：关于心理学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170127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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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的反精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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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ng and Anti-Psychi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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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不是病，是正常反应——你不爱我，你只是假装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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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罗纳德·大卫·莱因（1927—1989）是一位精神病专家，同时也是社会批评家、作家和哲学家，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精神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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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反精神病学运动之父”，这场运动挑战了关于精神疾患及其治疗方式的传统观念，而且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激起了共鸣，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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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是一家在精神分析领域非常有名的中心机构，莱因曾在这里做培训工作，之后，他和其他一些同事共同提出了一些反精神病学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疯狂是一种社会构造物——是社会压力下的产物。比如，他们对精神分裂症的解释就是，一种针对荒谬环境的理性反应，特别是在家庭中，反抗那些拧巴的交流模式——举一个经典例子，有这样一句话：“你不爱我，你只是假装你爱我。”这句话同时表明的两点：对爱的要求和对爱的排斥；对某些深受精神疾患折磨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似乎能够解释其病因。根据反精神病学的理论，患者经历精神分裂的过程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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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观点里，精神病被视为一场类似萨满教狂热发作的过程——人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累积了重重压力，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的压抑感受。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精神病治疗方式是泯灭人性和压制人性，带来了相生相克的一对灾难性的后果，即精神病学压迫和精神病学依赖——这两个结果使得人们无法面对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反精神病运动属于标准的反文化运动，但是那些抨击弗洛伊德精神疗法的保守论调与该运动的某些方面非常相似。当时，从源头上攻击精神病学，并非仅仅就反精神病学运动这一家。匈牙利裔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萨斯（1920—2012），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尽管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来说，萨斯是一个凌厉的对手，但是他也抨击精神病学在道德、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他认为，各种生物模式都存在不合理延伸，扩张到了心理学领域，精神疾患就是心理模式的不合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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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病医生大卫·库珀的手里，这场“反精神病学运动”最终尘埃落定，也就是说库珀是这场运动的殿军人物。库珀和莱因合作，共同致力于伦敦东区的金斯利社区计划。这项计划野心勃勃，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目的是为了打造一个没有等级的社区。在这里，治疗师们可以和精神疾病患者毗邻而居。从1965年开始运作，一直到1970年，金斯利社区就一直饱受争议，并且，后来在1971年，有杂志刊登出了一篇文章《玛丽·巴尔内斯：关于经历疯狂过程的两种说法》，该文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就是玛丽·巴尔内斯，她是住在该社区的一个病人，另一位是她的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波克，随着此文的发布，很多人更加认为该社区疑窦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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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期间，莱因写出了可能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了，即《经验的政治和天堂里的鸟儿》（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该书批评西方社会，认为各种压抑人心的价值观导致了大范围的不幸福感。 1968年5月，各地都发生了学生抗议活动，该书出版在前，也就是作者提前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同时书中弥漫的情绪也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氛围。书中的第一部分是《经验的政治》，从事文化研究的演说家马克·帕特森说这部分的特点就是“貌似格言的说话方式”（举一个例子，“我们想要历史的全貌，而不是仅仅想知道更多的历史现象”）。与此同时，书的另一部分就是《天堂里的鸟儿》，这是一首散文诗，帕特森形容这部分“既吓人，又好玩，还经常装腔作势，外加宽容纵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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