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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分析已有的解释。达莱和拉塔内之所以怀疑那种认为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是“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观点的正确性，就是因为他们熟悉纽约的生活条件。这种观点有悖于他们的体验。当然，两位心理学家认为，有些情况可能会对人们（包括大城市的居民）的帮助意愿产生促进作用，而有些情况则可能会产生阻碍作用。于是，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与某些记者截然相反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暂时还有推测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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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达莱和拉塔内提出许多假设，以便往后能在多个实验中进行验证。其中一个假设是“如果—那么”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一个事件的一种可能的但绝不是肯定的解释。因此达莱和拉塔内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时没有人愿意提供帮助是否与那么多居民成为目击者有内在联系，后来他们把这个问题改为一个假设：“一个紧急事件的直接目击者越多，单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就越少。”两个概念，即“危急状况”和“帮助意愿”是这个假设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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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定义与操作性定义的区别。概念是子概念或者具体事物所归属的等级或范畴（见第309页）。为了能够对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进行分类，必须有定义。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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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性定义。人们可以通过引用其他概念来定义概念。如果人们认定，所谓紧急状况就是至少有一个人需要帮助，那么人们在这时使用的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定义。（所谓紧急状况可以作如下特征描述：一是至少涉及一个人，二是这个人必须可以认定是需要帮助的。下面的论断可以归结为另一个概念性定义：凡是能帮助一个人减少困难的行为，就是为人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样就马上暴露出概念性定义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本身要追溯到那些需要定义的概念：一种状况在什么时候表现为紧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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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定义。为了避免误解，从事经验研究的心理学家经常借助其他概念来定义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他们附加提出的要求是，使用操作性定义，使概念具有可操作性；使用这种操作性定义，将抽象的概念（比如紧急状况）转化为可观察、可衡量的东西。为了调查在紧急状况下的救助行为，可以设置比如这样的情景：超市一个女顾客的手提袋突然破裂。这时，研究人员安排的这一状况的观察者必须尽可能地清楚，他人——也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的哪些行为、哪些反应可以认定为“提供了帮助”。由于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可以认定，事件的目击者只要捡起了掉在地上的部分商品并立即归还给物主，那就是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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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选择的操作性定义往往都是从大量理论上可能的定义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设想大量紧急状况：一位老人明显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他正在犹豫要不要过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他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走了；一个小孩站在人行道上哭泣，他的鼻子在流血，因为另一个孩子抢走了他的玩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都在于紧急状况这个概念的可操作性。在一项关于在紧急状况下提供帮助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选择一种或几种状况，研究人员在选择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在无数“可操作的方案”中哪个最易操作，当然只能设计测试对象能做到的紧急状况。像基蒂·吉诺维斯遇袭这样的事件，在科学研究中是无法模拟的。由于这种“道德上的顾虑”，有责任心的研究人员为自己规定了限度，因而他们的观察结果仅仅是部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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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监控条件下所推测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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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中模拟紧急状况。有人在研究中多次决定，在实验中检验是否真的存在所推测的内在联系。实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检验研究条件的可能性。因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实验中怎样设计“紧急状况”。由于上述道德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导演基蒂·吉诺维斯的悲剧事件。但达莱和拉塔内仍然希望了解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以及激励或妨碍他们提供帮助的条件，虽然他们在实验中仅限于设计测试对象能作出反应的紧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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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能设想的紧急状况中，达莱和拉塔内作出了如下的选择：实验者向59个名测试对象（男女大学生）打过招呼后，立即请他们讨论个人在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的问题。（Darley & Latané，1968）为了不让测试对象知道他人的姓名，他们每人被带到一个单间。在那里，他们各自通过话筒和耳机与别人进行思想交流，所有的人看样子同样单独坐在相邻的类似的房间里。这时发生了紧急状况：测试对象在开始思想交流后不久突然听到“谈话伙伴”说，他感觉不舒服。测试对象还听说，这个成员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这次可能马上就要发作了。不一会儿声音变大了，谈话只是断断续续的，后来由于窒息而中断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明显能听出求救的意思。达莱和拉塔内认为，这种安排是“紧急状况”的可操作性刺激定义。然而，实验者并不关心谁是急着救助遇难者的人，谁不是。更确切地说，达莱和拉塔内的出发点是，发生状况的哪些条件能够激励或者妨碍人们提供帮助。一个人是一种紧急状况的唯一目击者还是还有其他目击者，这有决定性的意义吗？于是达莱和拉塔内开始调查这个问题，他们首先给几个测试对象传达这样的信号：他们是唯一目击有人发作癫痫的人（条件一）。在下面的实验中又告诉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二）或者两个（条件三）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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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和因变量。达莱和拉塔内设计的紧急状况描述了可以影响测试对象的条件；这些条件由实验者控制。实验心理学中也称此为“影响值”、“自变特征”或“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测试对象（在条件一、二和三下）是否对实验者设计的各种条件作出反应，如果有反应，是什么反应。达莱和拉塔内作了记录，测试对象在六分钟内（第一次得知有人癫痫发作之后）是否走出房间，走出房间以后，看到假扮的癫痫病人发作后作出反应有多快。实验者以这种方式操作了“提供帮助”这个概念。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来说，这也是“目标值”、“因变特征”或“因变量”。那么，目标值（测试对象的行为）取决于影响值（在条件一、二和三下告知紧急状况）吗？下面的表格概括了观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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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1：紧急状况中所谓的现场目击者的人数与他们作出帮助反应的比例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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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内在联系。如果测试对象认为自己是紧急事件的唯一目击者，那么，提供帮助的可能性特别高（85％），他作出反应也比较快（平均为52秒）。如果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一个人知道有人求救，那么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下降到62％，而且测试对象即使作出反应，也要平均犹豫93秒，然后才觉得自己应当做些什么。当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两个目击者时，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最低，只有31％。他也会采取行动，但平均需要在100秒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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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结果证实了达莱和拉塔内推测的内在联系：一个紧急状况的目击者越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就越少，而且考虑是否提供帮助的时间也越长。提供帮助的责任分给了多个现场目击者，因此落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量就减轻了；人们称之为“责任扩散”（责任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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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实验的结果能够套用到其他紧急状况吗？在其他紧急状况中，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也取决于现场目击者的数量吗？所揭示的内在联系必须经得住考验，因为人们根据这种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而且预测的准确性是要验证的。比如，人们根据上述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行人对路边真的或假的处于困境的人的帮助意愿取决于在场的目击者的数量。因此，在繁华的商业大街上比在僻静的小巷的行人更少，而且更不愿意去关心无助的人。如果这种预测再次被证实，而且可以此为出发点（Latané & Nida，1981），那么实验者及其所揭示的内在联系的可信度就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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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许多条件和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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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功概率的预测。如果拿起一块石头，接着把它扔出去，那么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石头会再次落到地上。在心理学上不存在可以据此得出这么肯定和普遍的预测的内在联系。耶稣也曾用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表达了这种观点：有一个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遭到强盗的袭击。目击这次袭击事件的有三个人：一个牧师、一个利未人——牧师的助手和一个撒马利亚人，也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如果问问大家，上述三个人中谁会提供帮助，大多数人可能首先会说祭司，然后会说利未人。然而，这两个经常与祈祷、援引圣经和教堂庆典打交道的人，可能被宗教思想占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他们不太注意亟需帮助的人的困难。这两个教会人士作为公众生活中受尊敬的人物，可能要履行很多责任，也非常匆忙，担心错过事先的约定。（Darley & Batso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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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和人身上的特征进行预测。耶稣的比喻还说明，行为预测不能只根据相对稳固的性格特征，还要考虑人身上（比如由于自己的思想分散了注意力）和现场（比如情况决定的匆忙赴约）的附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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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帮助意愿的其他条件。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心理学家如果看到这件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某处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为33％（三个被观察者中有一个人帮了忙）。两千多年以后，一个心理学家作了这样的记录，有多少行人帮助一个腿上缠着渗血的绷带并在他们面前晕倒的人。从那时起，人们不再关心有多少人帮了忙，更确切地说，关心提供帮助的意愿取决于哪些条件。提供帮助的意愿显然也与紧急事件发生的住宅区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少于1000人的村镇约有42％的路人愿意提供帮助，在居住人口为5000-20000人的地方，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的比率下降到37％，而在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个比例只有17％。（Amato，1983）在解释这种不同比例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把提供帮助的意愿与“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不同程度联系在一起。比如可以看到，农村人走路的速度比城里人慢。城市越大，在其中生活的人们走路的速度越快（Freedman et al.，1978）。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人们明显比较匆忙，因此他们没有工夫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大城市里，噪音也比较厉害，这似乎也影响个人提供帮助的意愿。比如，可以看一下，行人对一个胳膊打着石膏、面前撒了一摞书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就会有80％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相反，如果发生在割草机制造很大噪音的地方，那么只有15％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Mathews & Cano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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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4 对大城市的行人走路的速度比较快的考察与对他们很少愿意提供帮助亟需帮助的人的考察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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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征和现场特征的相互影响。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上也只有40-100人帮助一个亟需帮助的人。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呢？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撰写了1000多篇著述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Dowd，1984）他们试图寻找能够区分愿意助人者和不愿意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但得到的结果大多令人失望。（Darley et al.，1991）不过，事实也表明，可能的或事实上的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与受害者的特征和发生紧急状况的条件之间有相互影响。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而且还在于另一方即需要帮助并接受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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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影响。当一个人突然面对紧急状况，他所作出的反应还与他当时的情绪有关。一个人心情的好坏是愿否提供帮助的前提（Berkowitz，1987），而一个悲伤的人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去关心亟需帮助的人，对他来说似乎做什么好事也不能使自己摆脱恶劣的情绪。（Cunningham et al.，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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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急状况的适当反应。当人们不清楚是否能真正帮上忙的时候，提供帮助的意愿会大大受阻；帮不上忙可能会当众出丑，因此人们也说需要克服“评价恐惧”。（Huston & Karte，1976）比如，一个病人如果明确说（请喂我一粒红色药片，它放在我外套右边口袋的白色盒子里），那他获救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比如由于饮酒过度而不能自控，由于“不道德”行为而染上艾滋病）而陷入困境，那么旁人轻易就会不管不问。（Piliavin et al.，1969）相反，如果旁人认为一个求助者不是因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困境（比如在输血后感染上了艾滋病），那么很可能得到同情和帮助。（Weiner，1993）此外，如果紧急状况的目击者与受害者相互认识，那就是提供帮助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Rutkowski et al.，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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