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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15 心理测试是诊断学框架内应用的最重要的心理学方法之一，心理测试的内容包括测试对象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一个人的回答中可以推断出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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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求助者和参与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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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治疗的区别。一个人去向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寻求帮助，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学家只要经过附加培训就可以进行治疗。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那些行为明显异常的人（比如严重和持续的沮丧、酗酒等）和那些明显或有些难以适应某种生活环境的人是可以治疗的。首先，上面提到的去看临床心理医生的原因，往往就是不容易区分治疗和咨询。比如，在某种生活环境下，在决策方面需要帮助时，就可能寻求指导。在指导过程中，经常在考虑诊断结果的同时，首先向寻求帮助的人传递能够改善他们的决策基础的信息。比如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孩子的独特天赋，应该让他就读什么样的进修学校，或者哪种职业选择更适合临床心理学家诊断出的能力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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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有些看上去能够治疗的病症却不是简单地给人一些信息就能治疗的。大多数人想通过治疗（但是往往也不能明确划定与咨询的界限）引起自身的改变，包括情感方面的改变。比如有些人向治疗医生寻求帮助，以克服乘坐飞机或当众演讲的恐惧。有些人也许不能独自处理近亲（生活伴侣、父母亲）的丧事。有些治疗医生擅长帮助人们解决夫妻共同生活中的问题。参与者去治疗，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些人去找治疗医生，是为了在医生的帮助下更多地了解自己并且更好地充分利用自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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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1.5以几个历史上的例子证明，采取治疗措施绝不是近代的发明。当然，以前几代人对于下面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看法：哪些行为需要“治疗”、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否可以治愈和怎样治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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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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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方式“紊乱”和异常的人过去是怎样“治疗”的？治疗“紊乱的”或异常的行为不是近代的发明。相信魔鬼钻进了人类的身体，受害者便会表现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Coleman et al.，1984）插图1.16展示的是石器时代的头盖骨，上面明显有凿孔，以便让魔鬼有机会重新离开人的身体。几个头盖骨都有骨愈合的痕迹，从中可以推断，被治疗者一定在手术后还活了几年。在古埃及（约公元前1500年）、中国和希腊都流传着类似的看法。在那里，人们希望能够驱逐这种想象中的妖魔鬼怪，设法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着魔的人”要服用一种主要用壁虎血、鳄鱼粪和苍蝇屎混合制成的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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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16 可以证明史前时期的治疗方法的石器时代的头盖骨。据说只要在行为可能异常的人的头盖骨上凿孔，就可以驱除妖魔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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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异常的行为方式是妖魔鬼怪的杰作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也广为流传。在15世纪，教士承担了治疗的任务，他们先是用祷告和圣水驱赶妖魔鬼怪，如果遇到它们的“顽强抵抗”，就设法采用比较残酷的方法进行驱赶。从马丁·路德1540年的祝酒辞可以看出，他把“可怜的痴呆”儿童称作“怪婴”或魔鬼的孩子，并且要求溺死他们，因为一个这样的孩子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妇女可能被当作女巫而受到迫害。在1478年出版的一部巨著《女巫之锤》中，两位教士非常详细列举了女巫的特征。他们还描述了能够使这些受害者招认的方式。在这部著作中，列数了各种极为残忍的拷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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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初起，认为人被妖魔鬼怪附体的看法逐渐失去影响力，而对精神疾病并没有一种继续得到公认的解释取而代之。行为异常的人越来越多地被安置到特殊的、不能享受人的尊严的疯人院里。最古老的疯人院可能是伦敦的圣马丽亚疯人院，从1547年起“傻子”和“疯子”就被送到这里。送到这里的人都要遭受折磨、鞭笞，而且伙食很差，以致许多人在进来后不久就被饿死。“不良的血液”被认为是抑郁或神志不清的根源。因此，静脉被定期切开，让血液流进早已准备好的皮口袋中。（见插图1.17右图）看守者把病人们提供给公众参观和取乐，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的收入。（见插图1.17左图）圣马丽亚疯人院不是一个例外，类似的收容所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洲还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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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1.17 疯人院收容的人被定期放“坏血”，坏血被看作是他们行为紊乱的根源。（右图）18世纪，看“疯子”是一种娱乐，图示的两位女观众就是如此。（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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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科学的进步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异常行为的新的理解。归根结底，这是源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50-377）表达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能够得到贯彻，而且被遗忘了十几个世纪。1793年4月2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医生菲利普·皮内尔（1745—1826）成为巴黎一所主要安置“精神病人”的疯人院院长，这对一些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的安排。这位院长上任（1793年9月2日）后不久，他的提案便得到了批准，大约50位病人摆脱了禁锢，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在整个疯人院自由活动。这位医生把这些病人当作人，待他们以友好和尊重。这种治疗卓有成效。可惜，起初模仿皮内尔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这也是把精神紊乱和行为异常的人看作病人的一个重要开端。冯特的学生、德国精神病科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在教科书中写道，心理和精神疾病是大脑病变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从而他提出了把行为异常归结为内在根源的器官性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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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的行为紊乱都是器官性的吗？富有争议的奥地利医生弗兰茨·安东·麦斯默的研究后来据说启发了另外一种观点。当时在巴黎行医的麦斯默认为，看不见的磁流失去平衡的时候，疾病就会产生。通过触摸病人的身体部位，麦斯默往往能成功地使病人摆脱长年的瘫痪及其他病症。他的成功很快就传开了，并最终传到了学术界。显然，麦斯默使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并能够通过感应作用治愈他们的疾病，然而，由于他的“理论”和怪异的举止，没有得到承认。直到巴黎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可（1825-1893）继续麦斯默的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并应用之后，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异常行为方式的观点。沙可指出，歇斯底里（其症状主要是突发的无力、瘫痪、听力或视力障碍，找不到器官上的解释）可以用催眠术治疗。沙可的研究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沙可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见第33页及其下1页）如果想让病人摆脱病症，就必须对他进行相应的治疗。病人必须梳理自己尚未克服的事件并解决其中的矛盾。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医学观点：行为异常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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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观点是行为主义者提出的。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将行为归因于环境的某些条件。（见第11页及下1页和第35页）对于学习心理学家而言，产生“紊乱”行为的方式原则上与正常行为相同。可见，人们只须改变行为的后果，就能解决行为紊乱。现在，大多数心理学家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紊乱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内在的（可能还有遗传的）原因，但他们同时也考虑到，这些生物学的前提往往可以归因于（可能是不利的、“致病的”）环境条件。因此，鉴于各种紊乱，治疗学的目标是影响身体过程、适应环境或同时改变这两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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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20世纪形成的治疗方法数目非常庞大。有些治疗方法仅限于一个疗程，而有些治疗方法则需要延续几年时间；有些治疗方法主要针对参与者的认识，而有些治疗方法则是针对情感或行为的改变；有些治疗方法主要是采取谈话的方式，而有些治疗方法还包括身体练习。治疗医生将有些方法只用于某个参与者，而将有些方法运用于许多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至少能列出250种不同的心理学治疗方法（Corsini，2001），而有些研究人员能列出400种之多。（Karasu，1986）形成如此繁多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由于不断发明新的治疗方法，而原有的方法绝不会以无效为由而撤消。（Parloff，1993）尽管如此，如果只选择那些证明至今仍然有效的方法，那么就屈指可数了，其中包括行为疗法和谈话疗法。（Grawe，1992）心理分析在一片反对声中是否仍能坚持下去，还很成问题。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方法充其量能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人更好地了解自我。（Michels，1990）不管怎么说，如果说有些当事人得到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治疗，那么，这种成功也许都被归功于治疗医生积极的情感引导，而几乎不会被归功于心理分析学的解释和心理分析（Wallerstein，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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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1701278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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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劳动心理学、企业和组织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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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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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克·泰勒与经济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参观一家钢铁厂时，特别留意了一组工人，他们正在把40公斤重的生铁板搬到几米远的一个仓库，最后从那儿装上火车车厢。泰勒在仔细观察了这些工人的活动流程后就相信，只要对流程作一些改变就可以把生产力提高四倍。泰勒也许是正确的，劝说工人们认可了泰勒制定的流程以后，他们的效率就像预期的那样提高了。接着，工资增加了60％。从那以后，泰勒更多地被视为劳动和组织心理学之父。他对这一专业领域后来的研究明显产生了影响。根据他的观点，企业领导者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工人并对他们加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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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泰勒认为，“一般的”工人天生就是懒惰的，但是通过金钱的激励能够使每个人完成单调的、累人的工作（流水线旁的劳动！）。因此，人被看作“经济人”，主要通过金钱激励来激发积极性（见第315页及其下1页）。泰勒甚至相信，雇主和雇员有着相同的利益。因此，他的结论是，“同时满足工人的最高愿望——高工资——和雇主的要求——商品的低生产成本”——一定是“可能的”。（Taylor，1911）然而，这种简单的“激励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多种发展趋势促使人们不讲劳动道德，因而劳动成果的质量也随之下降。难道人的动机还可能由金钱奖励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吗？难道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吗？埃尔顿·梅奥（Mayo，1933）与几个同仁也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Roethlisberger & Dicjson，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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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效应。梅奥和他的小组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家大型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对生产某些电话元件的女工们进行了观察。这些研究人员在得到第一印象后，就改变了工作场所的许多条件（比如照明设备和休息时间），并且断定，采取每一项措施都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研究人员吃惊地发现，在他们一步一步地恢复原状时，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所谓的霍桑效应）。很明显，女工们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参与者得到了重视和尊重，这种感觉比物理环境重要得多。事实还表明，女工们在组装电话机时提高了自己的技术，从而乐此不疲，不再感到单调乏味。定期进行的调查实际上表明，所采取的措施使人减少了疲惫感。由于女工们在工作岗位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所以她们也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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