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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3 特别是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早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之间经常会因琐碎的事情而发生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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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家庭与青春期早期的子女发生的冲突既不会很严重，也不会持续很久。（Fend, 1998; Storch, 1994）争吵都是为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比如青少年的外貌、择友、房间凌乱、适度承担家务的意愿；相反，在价值观和内心深处的信念问题上，很少发生争吵；几十年来家庭争吵的话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Shellstudi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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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和孩子的不同看法。尤蒂特·斯梅塔娜深入研究了父母和孩子在发生冲突时所说的话，并发现，他们之间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父母通常用道德的或者社会常规的眼光看待冲突，他们的信念是，他们有义务纠正孩子的举止和行为；因此他们努力不让孩子违反常规。而强烈追求独立的青少年认为，在父母试图伤害他的个人权利、试图影响他的决定时，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反抗“经常”挑刺的父母。（Smetana, 1995; Yau &Smetana，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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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十几岁的孩子会继续坚持他们的独立性。父母会逐步承认，他们原来低估了青春期孩子的认知能力。（Collins, 1997）接着，父母不会再去尝试影响子女的个人事务。如果就11-16岁的青少年与父母可能发生争论的问题，比如晚上很晚回家，进行讨论，就可以看出，这一年龄段的权力对比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儿子越大，他们对讨论产生的影响就越大，比如他们总是打断父母的话，与父亲或母亲相比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同时也可以看出，父母与儿子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Jacob, 1974）直到青春期后期，家庭中的权力斗争才会恢复正常。（Storch, 1994; Furman & Buhrmest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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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肯定把经常与子女发生的、有时很激烈的争吵当成负担。然而，父母应该知道，这些冲突是家庭成员关系重组的一个正常过程。如果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早期后从来不与父母产生意见分歧，那才是值得忧虑的呢，因为这可能意味着寻求身份的过程根本没有发生，或者过早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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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170127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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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寻找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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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文化环境的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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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危机。争取独立仅仅是青少年的一个成长问题。另外，他们还要面对一个身份的问题：“我是谁，我希望是谁？”青少年在找到一个对他有约束力的回答之前，就在经历埃利克·埃里克森所说的“身份危机”。（Erikson, 1963）使用“危机”一词是为了提醒人们：青少年处于一种情感混乱、非常激动的状态；当然，这一年龄段的人遇到这样的情感非常状态是很少的。事实上，埃里克森也只是想用这一概念说明，青少年在无法回答自己所面临的当前和未来生活中的角色问题，并感到这是一种挑战时，心理上是不踏实、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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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寻求身份。生活在一个非常僵化、一成不变的社会中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清楚地、明确地回答关于他当前和未来生活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中，人们能够明确地回答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成人这个问题。而在许多原始民族里，青年人必须经历持续六至八周的所谓成人式，才能知道自己在部落里将要扮演的角色（Van Gennep, 1986），同时熟悉部落的习俗和秘密。年轻人什么时候结婚、跟谁结婚，他将来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早就由部落的长者替他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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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4 成人式为年轻人明确规定，什么时候他们该放弃孩子的角色、被部落看作成年人。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他们要为部落的生活作什么贡献都由长者决定（例如科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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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在欧洲国家生活的年轻人问别人，“我什么时候是成人？”那么，他就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回答可能不同于老师，而老师的回答可能又不同于医生或同龄的朋友。就连青少年本身对于诸如什么时候结婚、应不应该结婚、该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应该与父母同住多长时间这类问题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Coleman, 1995）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部落里能够清楚地回答的问题，在西方工业国家里可能会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困惑。如果一个青少年分别问他的医生、老师、父母和社会工作者，他什么时候成人，那么，他一定会得到迥然不同的答案。（Colem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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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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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6、9和11个问题说明主要考虑个人；第3、5、7、8、10和12个问题主要考虑集体。您赞同哪几个问题，就可以判断您的基本立场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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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是在德国，而是在一个亚洲国家，向年长者提出今后的人生规划这个问题，那么，他势必又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欧洲的大多数文化，包括德国文化的特征是个人主义的，也就是说，欧洲人相信，成年人应以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为取向，最终由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相反，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亚洲文化背景下，人们期望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Kitayama & Markus, 1995），因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的幸福比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更重要。因此亚洲人比较喜欢自我批评，而不太需要培养太强的自尊心。（S. H. Heine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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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使用的格言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差异。比如，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德国，人们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而在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们恪守“出头的椽子先烂”这个箴言。（Markus & Kitayama，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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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德国的青年人与亚洲或日本的青年人不同，他们必须经历很多的磨难，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自己努力去回答关于自己的存在和命运的问题。在青春期晚期，特别是在准成人期的年轻人就应当最终独立决定：他还需要为今后的学习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在什么地方居住，是否寻找生活伴侣，是否打算结婚，如果打算结婚，那么什么时候结婚，与谁结婚；倾向什么样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在性行为方面认为应当遵循哪些准则，等等。因此，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青年人有非常多的选择可能性。对他们来说，必须澄清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并将此当作挑战来应对，但是害怕或拖延决策也很可能使人更加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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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詹姆斯·玛西亚的观点在确定身份时加以区别。詹姆斯·玛西亚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能把青年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他把每种类型称为身份）。（Marcia, 1980）他作出这种区别的依据是，一方面，看一个人能否积极地体验和了解各种不同状况下的自己，另一方面看他能否为自己和将来的人生道路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下表能说明四种类型按照一种模式所作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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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玛西亚所提出的四种类型取决于个人完成的调查和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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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的身份。身份不明确的年轻人在外人看来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的。不管他们是否经历了危机，总之，他们显然没有想方设法去努力规划今后的人生道路，没有作出有朝一日从事或希望从事什么职业或个人信仰什么宗教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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