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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期。处于这一时期的人正在经历身份危机,但是他们努力去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在某个时候能够作出决定。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年人怀疑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许多东西:信仰、家庭的政治观点,等等,但苦于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来取而代之。比如,人们这次见到他们时,他们狂热地拥护某种宗教和政治信仰,但下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可能又会令人吃惊地说,他们再次批判自己的观点,并认定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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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的身份。以承接的身份为特色的年轻人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决策,事先不会经历身份危机或者相应的严重冲突,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人的,特别是父母的信念和观点。如果问承接身份的人的政治看法,他们也许会回答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信仰天主教,他们可能会回答说,他们的父母信奉这一宗教,他们是在这种宗教生活中长大成人的。承接身份的人不愿意走确定自己身份的、无疑比较艰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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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的身份。已经取得身份的人站在一条道路的终点,而在它的起点曾经遇到危机。青年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大多作出了长期的努力,所以他们曾一度面对许多问题,他们虽然暂时找到了答案,但是不少人又会反复怀疑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克服危机,是因为他们终于给自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凡是能够找到这种“成熟”身份的人,都是分析了别人的价值观、观点和信念,无疑由此而得到鼓励,但是最后不是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独立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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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年龄。埃利克·埃里克森认为,身份危机发生在青春期早期,会在大多数青年人的青春期晚期结束。但是这种观点在验证中没有得到证实。菲利普·梅尔曼(Meilman, 1979)研究了12-24岁的年轻人的身份后发现,身份的形成有一个清楚的顺序。大多数青年人在12-18岁时身份还不明确,要不就是承接了某种身份。大多数被调查的青年人在准成人期开始以前,通常不会早于21岁,都会进入延缓期或者争取到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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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寻求身份阶段在步入成人期后就结束了。一生中每一个重大事件,不管是私人方面的(亲属的去世、离异),还是工作方面的(失业),都可能导致再次提出自我身份的问题(Waterman & Archer, 1990):我是谁?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功地重新塑造我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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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入门 3.2 成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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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从少年期到青春期的过渡比较容易,但谁也说不清楚步入成人期时具有哪些特征。芭芭拉·汉森·勒默认为,“成年期并不是以某个年龄开始的,这是在经济等方面相对独立于父母的一个阶段。”(Lemme, 2001)这时,青年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个愿意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全责,已经找到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并能把父母当作平等的成人对待的人才是一个成年人。(Arnett, 1995)当然,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个16岁的人就已经满足了这些条件,但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个30岁的人还做不到这一点。然而,决定是否把一个青年人看作成年人,绝不能只依据客观存在的特征,而且还要取决于他是否感觉到自己是成年人。那么,应该怎样把握和理解青年人进入成人期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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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成年期发展的若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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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期的发展阶段。50年前或者更早以前,翻开一本书名中使用了“发展心理学”这一概念的教科书,只能了解到少年期和青春期的变化。“发展”这一概念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阐释为增长和成长。那时人们认为,在人生的前二十年,人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青春期结束时就已经达到。之后,成年人停留——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在这种很高的发展水平上,之后就开始衰老。人们是在衰减和损耗的意义上使用“衰老”这一概念的。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高龄的人“是一艘破败的船”。这种说法反映了过分强调老年人不断衰竭的一种时代精神。因此,以前进行老年人变化的研究,抽样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患病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正常”的老年人。我们发现,将患病、残疾和陷入困境的比较年长的人普遍称为老年人(Butler, 1988),没有区分年龄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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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撇开这种方法论的错误不谈,不能忽视的还有,在西方的文化中,轻视高龄老人是渊源流长的。因此直到今天询问一个成年人的年龄是不礼貌的。而在亚洲,人们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日本的老年人——虽然媒体报道大多比较夸张——总的来说比欧美许多国家的老年人更受重视。(Takada, 1993)这个远东国家的人在庆祝60大寿时会穿上一件红马甲,象征年逾花甲,获得新生(Kimme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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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增益和损益之比。今天,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发展是一个不仅涵盖成长和增益,而且涵盖损益的过程。(Baltes, 1987; Baltes & Baltes, 1998)当然,这两个方面对发展的影响在一生中不是同等强度的。插图3.5按照保罗·巴尔特斯的说法为人们设想增益和损益之比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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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3.5 在人的整个一生中的增益和损益之比:年龄越大,损益也越大,而增益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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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插图中可以看出,在人生早期,比如少年期和青春期也不是只有增益,比如说,胎儿大脑里的细胞就比在以后的人生中所使用的多。因此,在人生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脑的损耗,一些没有与其他细胞建立联系的神经细胞会死亡。(Cowan, 1979)同时,到了年龄比较大的时候仍会发生增益,这是常年累积经验或获得智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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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家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增益或损益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可能的话,说明哪些变化是在生理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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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和次要的衰老。将衰老这个概念区分为“重要的”和“次要的”衰老,应当归功于埃瓦尔德·布塞。(Busse, 1969; 1987)衰老的这两个性状是遗传—环境问题的另一种表达。(见第62页)主要的衰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在年龄较大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一个类似成熟过程的控制。相反,所谓次要的衰老是指整个环境对衰老过程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实际上,这个过程只能理解为理论上的量,因为没有环境的影响就不能发展。当然,怎样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由于布塞的区分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推动。比如,如果人们想知道,骨密度在年龄较大的时候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在许多人的体检中发现,骨密度是逐渐降低的,而且这种现象在女性身上出现的时间早于男性。(见第146页及其下1页)当然,骨密度的降低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解答下面这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即一个人通过改变营养方式或某种方式和强度的体育运动,是否能够减缓骨骼强度的降低。(见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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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行人习惯于把变化——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变化——完全归因于生物学的影响。这种观点必须加以驳斥,因为这样一来就擅自抹杀了环境的影响。相反,人的发展最明显的就是可塑性,这就说明,人是会变化的,这取决于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经验。许多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比如记忆力、肌肉力量、耐力,不管在哪个年龄段,通过锻炼都可以得到改善,尽管锻炼的好处会受到年龄的限制;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在生物学上设定的、对变化能起促进作用的余地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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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颐养天年。人类发展的可塑性原则上为提出成功地解决颐养天年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问题的关键不仅涉及对目前生活的满足,而且涉及对未来的展望。如果一个人不再认为未来有人生价值,那么他就不可能设想成功地颐养天年。成功颐养天年的人会“一如既往地成长和学习,一如既往地利用以前积累的经验,顺利地应对眼前,并为未来的发展设定目标”。(Fisher, 1993)一项对几十年人生的纵向研究表明,那些最健康、最满意和最幸福的老人具有下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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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他们兴趣盎然、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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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和宽容:他们专注于生活中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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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能力(移情):他们体谅别人的感受,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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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他们寻求与他人的联系,能够给予和获得社会支持。(Vaillan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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