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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实验中，华生和雷纳的结论没有再得到验证。事实上，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项研究不仅在伦理上非常令人忧虑，而且还有许多荒谬之处（Samuelson, 1980），并且在方法上也有明显的缺陷。现在我们知道，有些中性刺激（比如老鼠）比其他的刺激（比如玩具鸭子）更容易成为害怕反应的条件诱因。但是，只要产生条件反射，大多就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5年后，有些老兵仍对战场上的隆隆炮声有着强烈的情感反应。（Edwards & Acke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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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考虑到伦理问题，因为科学家让一个孩子学会作出恐惧的反应之后，他是不会遗忘的。在进行这项实验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相应的方法。华生和雷纳决定重新消除艾伯特的恐惧，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曾经的测试对象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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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条件反射。华生和雷纳的实验结束三年后，有一个孩子酷似“稍微长大了一点的艾伯特”。玛丽·卡弗·琼斯发现了34个月大的彼得，她认为他是健康的而且各方面都很正常。（Jones, 1924a; 1924b）不过，他对兔子、老鼠、毛皮大衣、羽毛和棉花等有夸张的恐惧反应，但这这种恐惧反应不是通过实验制造的、而是“天生”的。为了治疗这种恐惧症，琼斯在“华生博士的指导下”使用了一种会形成反条件反射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是尝试把引起恐惧的条件刺激（比如兔子）与一种与恐惧反射相对立的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彼得对于小点心和甜食的喜爱就很有用。在实验开始时，琼斯把兔子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而彼得在吃他的美食。他开始时警惕地看着兔子，但是仍在继续吃他的东西。这时慢慢地将兔子移向他身边。最后，彼得一只手拿甜食，另一只手抚摸兔子。琼斯认为，恐惧与美食享受是矛盾的。她借助反条件反射成功地消除了孩子的恐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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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毒品（海洛因）的反应。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吸毒者在注射海洛因后会死亡，虽然他们——事后查明——选择的是他们已经适应了的剂量。只有运用经典条件反射的学习原则才能解释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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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吸毒者注射了海洛因（UCS），作为自然反应（UCR），他的身体会产生一种物质，保护身体不受超剂量的伤害。（Siegel, 2001）如果总在同一个空间环境下注射海洛因，那么，这种环境的某些特征就会逐渐获得条件刺激的功能，引起身体上的反应，保护身体的安全。但是，如果吸毒者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注射海洛因，那么，就会缺乏及时调节身体的条件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海洛因就发挥了它的不可遏止的功效，因此，就不能排除患重病甚至——如果最后呼吸完全受阻——死亡的可能性。对那些所谓“超剂量”服用后侥幸逃脱死亡的人的调查显示，70％的人注射的都是正常剂量的毒品，只不过在一个新的环境下身体对毒品还不适应。（Sieg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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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临床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回忆说，他有一次与妻子在饭店吃饭，点了他最爱吃的菜：贝亚恩酱汁牛排（NS）。（Seligman & Hager, 1972）他感觉这道菜很好吃。不久以后，塞利格曼身上就出现了感冒的最初症状（UCS），因而感到很不舒服（UCR）。当然生病与他最爱吃的菜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当塞利格曼又有机会吃他最爱吃的那道菜时，他发现，这道菜很不合他的胃口。塞利格曼对原本喜欢的菜的态度怎么样发生变化了呢？约翰·加西亚的某些研究可能会给人深刻的启示。（Garcia & Koelling, 1966, Garcia et al.,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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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是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长期的放射性辐射对生物体的影响的科学家之一。他在实验室中让老鼠每周接受八小时的辐射。老鼠出现恶心就是接受辐射的后果。在后来的几周中，它们在辐射房中时，几乎连水都不再喝。但是，当它们一回到笼子，不再接受试验辐射之后，它们的饮食就与平常一样多。老鼠的行为难道与辐射有关吗？加西亚为了检验这一猜测，把老鼠再次放进辐射房里，这次当然没有施加辐射。但老鼠还是不肯喝水。因此，加西亚只能放弃他的猜测并重新开始寻找可能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他突然想起，辐射房里的饮水瓶是塑料瓶，而平时在笼子里用的是玻璃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使用的塑料瓶改变了水的味道。塑料味道与之后的恶心之间可能形成巴甫洛夫意义上的学习CS－CR联系吗？加西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他给老鼠喂甜水（NS），其中掺入一种没有味道的物质（UCS），不过，这种物质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以后会让老鼠感到恶心（UCR）。在它们从不适的状态中恢复之后，再次给它们喂甜水解渴，但是它们喝得很少，相反，它们更喜欢喝普通的白水。显然，老鼠已经学会把甜水与恶心的感觉相联系。中性刺激和无条件刺激摆放得远一些，就能形成条件反射吗？加西亚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深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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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在批评加西亚时指出，只要先后两秒钟提供NS和UCS，比如对于唾液分泌这种条件反射来说，就已经有了最为有利的条件。（Beecroft, 1966）加西亚的结论的一个批评者因此还表示，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联系“比布谷鸟挂钟里有鸟粪更为不可能”。（Seligman & Hager, 1972）但是，加西亚并没有受这些不客观的批判的影响。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反复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De La Casa & Lubow, 2000）塞利格曼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不再喜欢他多年来喜欢的菜肴。妊娠期也可能产生厌食的感觉。在怀孕期间女人经常会觉得恶心，接着还可能呕吐；在这种状态下她们以后或许会不愿意吃与这些症状有关的食物。（Baylay et al., 2002）现在我们知道，CS和UCS之间的长时间间隔比短时间间隔更能使人产生厌食的感觉。（Schafe et al., 1995）此外，还有人指出，厌食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气味这种CS，而不是味觉。（Bartoshuk,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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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厌食的感觉可以保护畜群不受食肉动物的伤害。美国西部的牧场主也定期利用形成厌食感觉的可能性。他们的羊群经常遭到狼群的攻击并被咬死。因此，加西亚在需要保护的羊圈外放置了含有某种物质的羊肉，这种物质是致病的。狼吃了这种羊肉就会生病并产生厌食的感觉。后来人们看到，这些之前的攻击者只要一看到羊就仓皇逃窜。（Garcia et al., 1977; Gustavson et al., 1974）信息框5.2表明，厌食感觉在人类生活中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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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反应的条件反射。免疫功能可以形成条件反射的最早的传说源自19世纪。比如，麦肯齐在1896年报道说，他用一朵人造的玫瑰花让一位过敏病人打了一个所谓的“玫瑰花喷嚏”。巴甫洛夫教职的后继者也在大量的研究中证明，动物和人类的免疫反应都可能形成条件反射。“虽然这些结果表明，免疫系统的反应是可以形成条件反射的，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强调了这一发现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意义，但是这项实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Mei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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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5 约翰·加西亚给狼群喂食羊肉，这些羊肉由于加入了某种物质（氯化锂），因而作为无条件反应可使狼产生眩晕和恶心的感觉。狼群下次再遇到活羊时，一开始还是会攻击它们的猎物（见图片上半部分）。但是羊肉的味道和气味在这期间已经获得了条件刺激的功能，狼群闻到这种气味就会后退（见图片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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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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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癌症病人在化疗期间食欲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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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引起的食欲减退。病人食欲减退是化疗的众多意外的副作用之一。病人往往不想吃饭，其后果是体重下降，他们抵御感染的能力也同时下降。但是，许多病人为什么在化疗期间越来越厌食？一位在癌症诊所工作的儿科医生就这一问题请教了自己的妻子伊伦纳·伯恩斯坦，她是一位心理学家，非常了解约翰·加西亚的研究。因此，伯恩斯坦考虑，病人产生厌食行为是否是由于某种学习行为呢？（Bernstein,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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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没有食欲难道是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吗？约翰·加西亚的研究为伯恩斯坦在一家儿童诊所进行研究给予了重要启示。她的问题是，在动物研究中已经众所周知的联系能用于人类吗？她考虑，化疗作为无条件刺激可能引起恶心和呕吐（UCR）。在化疗前吃的饭（原本是中性刺激NS），能够获得条件刺激的功能，从而引起恶心（CR）并同时产生厌食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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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顿“替代餐”。厌食主要源自一些有特殊味道的食物。因此，伯恩斯坦在餐后给2－16岁的癌症患者（他们是安排的一个实验小组）一份冰激凌，这种冰激凌完全是另一种味道（枫糖浆）。对照小组的病人接受化疗，但是没有冰激凌。两到四周后，伯恩斯坦再次去看望这些病人，让他们选择是再要一份冰激凌还是跟她玩。实验小组中只有21％的儿童选择冰激凌，而对照小组约有70％的病人选择冰激凌。这种反应表明，实验小组中的成员已经厌烦所提供的冰激凌，可见，只要人们注意将化疗前的最后一餐做得有特色并有他们觉得不寻常的味道，那么就可能降低他们在治疗过程中食欲越来越不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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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从其他的调查结果中得知，有人对熟悉的饭菜也会产生厌恶。当然，这一点在那些没有得到枫糖味冰激凌的病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伯恩斯坦考虑，难道在化疗前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顿“替代”餐吗（可以是任何一种他们不认识的食物）？在最好的情况下，病人会把化疗的副作用归咎到这顿不熟悉的饭菜上，但不会归咎到日常所吃的饭菜上。在这种情况下，就能防止食欲逐渐减退，从而防止体重下降。伯恩斯坦的“替代餐”治疗在许多病人，但不是所有病人身上都取得了成功。有些病人的恶心是由癌症本身引起的，这些病人对任何时间吃的食物都会产生厌恶。（Bernstein & Bors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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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介绍（见第147页及其下几页）——能借助某种物质而削弱或增强。（Barker, 2001）因此罗伯特·爱德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能利用这种物质通过经典条件反射来影响免疫反应。当爱德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时，大多数医生对这样的问题不以为然，因为当时在免疫学领域还普遍认为，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一点前面已经作过介绍（见第148页）。然而，爱德尔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客观，因为他作为心理学家不了解医学上的这些陈旧观点（Ader, 1993）；虽然医学界对他的观念持保守态度，但他还是成功地争取到免疫学家尼古拉斯·科恩作为他的研究同行。他们在最初的研究中使用了一种抑制免疫系统的物质（环磷酰胺）（Ader & Cohen, 1982）；插图5.6用图示说明了他的操作方式。他先给老鼠注射这种激素（UCS），接着老鼠就出现恶心的症状并且免疫力开始下降（UCR）。爱德尔和科恩用糖水作为中性刺激。在注射前喝糖水能产生厌食感觉吗？事实正是这样。当老鼠虽然不肯喝但被强迫喝下糖水以后，其中几只得病了，几只甚至死了。爱德尔和科恩对这种不治的反应是这样解释的：糖水获得了条件刺激的功能并因此成为抑制免疫反应的诱因。当时的其他许多研究本来是可以证实这种解释的。（Exton et al., 2000）当时曼弗雷德·舍德洛夫斯基的研究小组就第一次成功地通过条件反射在人类身上实现了对免疫系统的抑制。（Goebel et al., 2002; Mei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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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6 免疫系统的条件反射的抑制。爱德尔和科恩先让老鼠喝糖水，然后给它们注射一种能抑制免疫系统（还能引起恶心）的物质。在重复几次后他们发现，糖水也能抑制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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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人们仍在继续试图解释，经典条件反射在人体内是通过哪种联络方式产生这种作用的（Ader, 2003; Ader & Cohen, 1993）；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交感神经系统（见第410页及其下1页）的纤维与免疫系统的每个器官都有联系，它们对淋巴细胞的生成（淋巴细胞是人体原有的特殊的免疫细胞）产生影响。爱德尔与科恩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因为他们撼动了长期以来认为免疫系统依赖于大脑和心理过程而运作的观点。两位科学家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心理神经免疫学”。（见第148页及其下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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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目前还没人有把握地认识到，在人类身上能否将经典条件反射成功地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当然，经典条件反射至少能够部分地解释安慰剂的作用。所谓安慰剂效应就是给测试对象服用一种仅仅含钙的物质，这种物质对人体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但能减缓大多数不舒服的症状，因为测试对象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该怎样解释安慰剂效应呢？病人会把能减轻他的病症（UCR）的某种药物（UCS）与一个灰色的圆瓶子，甚至与医生的治疗室或者白大褂（CS）联系起来。有了这种体验之后，单是灰色的圆瓶子或医生的白大褂就能引起条件反应（CR）。（Ader, 1997）比如，借助这种安慰剂效应还能降低人体中的血糖含量。（Stock-horst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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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准备心理。加西亚在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个另外的认识：巴甫洛夫认为，任何一个中性刺激只要适当地与无条件刺激建立联系，就都能成为条件刺激，而加西亚认为情况要复杂得多。一只老鼠喝了糖水以后（由于辐射）会感到恶心，从此就学会不喝糖水；相反，光学或声学刺激在老鼠身上就不能成为条件刺激。如果喝了糖水以后再给以能引起疼痛反应的电刺激，那么，它们就不会讨厌糖水。从当时的许多观察研究中可以看出，各种动物都明显具备一种生物学准备心理，随时准备快一些或慢一些学会（S－R）联系。比如，在通常情况下，通过经典条件反射可以使人非常容易地对蛇或蜘蛛产生恐惧；而且对这些动物的恐惧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就很难消除。（Soares & Öhman, 1993）相反，门把手或立体声装置、鲜花或者贝壳则很难成为引起恐惧的条件刺激。（Cook et al., 1986；Öhman & Soares, 1994）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显然已经学会很快发现那些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动物并产生恐惧的感觉。（Öhman et al., 2001; Öhman & Mineka, 2001）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史前时代是猎人或采集者，他们一定经常同毒蛇和毒蜘蛛作斗争。这些天生就知道躲避攻击者的祖先的后代就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并且比其他没有这种遗传配置的人更能繁殖后代。而现在，许多人不再惧怕毒蛇和毒蜘蛛，是因为他们遗传了早在史前时代就已获得的适应能力。（Cosmides et al.,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