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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媒体相信，（大多数可以作出负面评价的）重大事件会得到受众的关注，因此在选择新闻时也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尽管如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常的观察是否也没有为多数人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努力提供大量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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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自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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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利用下次参观一个城巿的机会，观察攻击性行为发生的频率。您等了多久才看到一个行人谩骂，甚至殴打另一个人或几个人？人们明显和睦相处与平等对待的事情与明显互相攻击的行为发生的比例有多高？在结束参观以后，您会考虑总的观察结果，会为人类更爱好和睦相处还是更具攻击性提出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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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威尔逊（Wilson, 1975）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这结论说，来到地球的火星来客很可能难以看到攻击性行为，因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采取暴力行为。火星来客很难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故意要毁坏财务或伤害他人。关于人类具有攻击性的论断似乎——至少乍一看——是充满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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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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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攻击本能天生论的驳斥。对于人类和动物如何能具有攻击本能这个问题，行为主义生物学家的回答大多要引用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种更强壮或者更有适应能力的生物拥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比如，雄性动物为争夺雌性动物而战，还要驱逐自己领地上的入侵者，保护幼崽。在这种冲突中，往往是更强大、更机敏的动物获胜。同时这也为它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个体的遗传结构就是以这种优势为条件的，所以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当然，如果因此认为，该死的人类由于进化而不得不采取攻击性行为，那么，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以丰富的例证驳斥了人的攻击本能天生论。他写道：“攻击本能是天生的这种说法给人这样的印象：人是不折不扣的机器，受自己的祖先，‘杀人犯’猿身上继承的根深蒂固的本能所驱使。这种理论勾画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种的未来就真的是令人沮丧的，希望渺茫的。”（Montagu,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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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行为和逃跑行为都是可能的适应性的表现。有人认为，攻击性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生物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这是片面的观点。在这方面毫无争议的是，攻击性行为能够确保一种生物或一个种群的生存。发动攻击不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危险吗？自愿参加战斗的人，始终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受伤或战死。在有些情况下，发动攻击能够拯救生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危险太大，所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或者干脆逃跑，以避免战斗，可能更具有达尔文所说的适应能力。（Maynard-Smith,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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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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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意愿部分是不同文化价值的结果。如果将不同的人类群体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有些群体相当平和，有些群体则非常具有攻击性，但即使具有攻击性的群体也不是永远具有攻击性。（Montagu, 1976）归根结底，一个群体的成员是否愿意采取攻击性行为解决人际冲突，文化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Cohen et al.，1996）美国的杀人犯罪率很高，被视为具有攻击性的社会，而其他国家则可以视为非常“爱好和平的”国家。各个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也会发生变化：比如，300年前瑞典人的暴力犯罪率在西方世界是最高的，而现在则是最低的。（Lagerspetz, 1985）这种发展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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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和平的社会。布鲁斯·伯恩塔描述了25种典型的爱好和平的群体。居住在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中的奇旺族（Chewong）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吵架、斗争、侵略或者战争等概念。（Bonta, 1997）爱斯基摩人的屋库—因纽特文化将攻击性行为视为社会无能的表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的语言将“攻击”一词解释为“幼稚”。（Oatley, 1993）在很多群体中，攻击性行为明显不起或只起很小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伯恩塔得出的结论是，他研究的大多数群体都拒绝竞争，在各个生活领域加强合作。这种区别部分地源自社会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构进行划分。（见第123页）文化人类学家通过比较证明，人是具有攻击性的还是爱好和平的，绝对不是取决于人的天性；更确切地说，人成长和生活的文化背景对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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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如果问朋友和熟人，性别在攻击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那么，就会得到相当一致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生物学知识丰富的调查对象会设法援引动物王国的研究来论证自己的答案。雌性想生育健康、生存能力强的后代，因此偏爱强壮的雄性。雄性必须战胜其他同性来展示自己的力量，才能博得雌性的好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难道男人的基因保留更强的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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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发生肢体攻击的可能性较高。如果我们通过攻击一词的定义，只考虑那些通过身体侵犯故意伤害他人的措施，那么就可以发现，女人的攻击性行为比较少，她们害怕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别人，反过来伤及自己或引发负罪感。（Eagly & Steffen, 1986）只要查阅18世纪以前的历史资料，就能发现，男性暴力犯罪比例高于女性：“进攻越猛烈，男人获得优势的机会就越大。”（Ellis & Coontz, 1990）典型的性别差异在幼年时期就已显露。人们在观察了3-6岁的孩子后发现，男孩子肢体攻击行为相对比女孩子多。但是当他们进入成年早期，性别差异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15-18岁的少男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减少，而同时语言的和间接的攻击性行为则更为频繁。（Loeber & Hay, 1997）当然，女孩或女人是否具有攻击性行为，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委内瑞拉的玛格丽塔岛（Margarita），女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攻击性行为，包括肢体攻击是做女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岛上的居民来说，女性的攻击是受人欢迎的行为。（Cook,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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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发生关系型攻击的可能性较高。布里特·盖伦和马里昂·安德伍德严格区分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攻击性行为，并且形象地描述说：“男孩子喜欢用拳头打斗，但打一会儿就不打了；女孩子喜欢打嘴仗，一开始就停不下来。”（Galen & &erwood, 1997）请问，女性如何表现典型的攻击？女人的攻击绝不比男人少；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女人生性平和，男人爱好动怒”，这种说法不过是神话。（Micus, 2002）因为女人天生没有男人肌肉强壮，所以她们谨防成为肢体报复的牺牲品。由于女人比男人更重视社会交往中的社会关系和信任，所以她们认为，如果在社交方面受到伤害，就会感到非常痛苦。（Crick & Rose, 2000；Crick et al.，1999）这种“关系型攻击”或者“间接攻击”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一个女孩想向她原来的朋友委婉地说明，今后她要与他人建立朋友关系。（“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这位朋友就会让她感觉到，不欢迎她参加即将举行的生日聚会。（“我再也不会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从此背后议论对方或者传播谣言（“丹尼尔说，你的样子很傻！”）。由于怨恨对方，所以传播对方在私密谈话中所说的内容。如果将15-18岁的少男少女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很多国家，比如芬兰、以色列、意大利和波兰的女孩子的间接攻击性行为多于男孩子。（Österman et al.，1998）即使成年人，也有相应的性别差异。（Micus, 2002）因此，男人比女人更具攻击性的说法虽然很流行，但只要将各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加以比较，就不可能得到证明。此外克里斯丁娜·米库斯提醒人们注意，在比较两性的攻击性行为时必须考虑环境条件：“面对身份显赫的人，几乎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很难表达不愉快的感情。”米库斯解释说，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地位往往不如男性，所以在比较男人和女人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为的差异时必须考虑到附加的立场：“平和不是女性行为的主要特性，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女性由于地位比较下，表现得比较平和。”（Micu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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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小孩和成年人——进行互相攻击？什么事件、什么环境条件有可能引起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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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型攻击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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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是尝试达到目标的障碍。生物学家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和动物能够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对生物有什么作用，而心理学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攻击性行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时候可能发生攻击性行为？30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集中精力研究了一种他们称之为“沮丧”的状态。（Dollard et al.，1939）所谓沮丧，就是人们正在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努力，但是他追求目标的行为受到了阻碍，也就是说，他未能达到目标。一个匆忙赶公交车的人，就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到公交车“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开走了，就可能感到沮丧。沮丧总是会引发攻击性行为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作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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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最初版本。罗伯特·西尔斯和同事们在一次实验中，邀请大学生参加聚会，声称聚会在晚上开始，其间要观察疲劳的过程。（Sears et al.，1940）实际上主人要反复让客人感到沮丧：既不让年轻人抽烟，也不让他们说话；突然打断年轻人的社交游戏；答应的热早餐也没有送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测试对象在这个夜晚越来越怒不可遏。他们诅咒这种实验，怀疑实验组织者的精神有问题。有一个大学生信笔涂鸦（见插图8.9），问他画的是什么，他立刻回答说：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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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8.9 一个一再感到沮丧的实验参加者所作的明显带有攻击性的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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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在完成似乎可以证明他们所说的沮丧和攻击之间的联系的实验以后，决定在1939年公布沮丧性攻击的假设。这一假设包含两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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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总会引起某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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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始终是沮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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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有限适用性。有人断言，沮丧的结果就是攻击，当然，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Berkowitz, 1989）其一，沮丧情绪产生后只有在短时间内具有攻击倾向。（Green et al.，1998）经过较长时间的沮丧，比如一小时后，几乎就不再有攻击的意愿（Buvinic & Berkowitz，1976）；其二，可以肯定，甚至比较强烈的沮丧也不会总是引发攻击性行为，它可能同时引起恐惧和消沉。纳粹时期集中营里的囚犯只能苦苦煎熬，沮丧的程度无疑最强烈，持续的时间最长，但是囚犯们却依然表现得非常冷漠和消沉，而没有发生公开的攻击性行为。1945年盟国军队在这些关押在集中营的、即将释放囚犯的脸上清楚地可以看到这种冷漠。集中营的囚犯必须忍受着极端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条件。如果这些感到沮丧的人认为，禁锢他们的目标明确的行为是非法的和专制的，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不断发动攻击。（Batson et al., 2000）如果一个人借助“社会认知解释模式”能对一件令许多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攻击性的反应。（Mischel et al.，1996）比如，对这样的事情可以作如下解释：“如果这次我没有搭上想上的公交车，那我就等下一班车。”——“公交车从‘我的鼻子底下’开走，肯定是因为司机没有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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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沮丧型攻击假说的第二种说法的普遍适用性也值得怀疑。攻击性行为难道真的总是由沮丧引起的吗？一个受雇杀人的杀手在行动之前先要感到沮丧吗？难道战时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一直要等到某种愿望没有实现，产生沮丧情绪后才向居民区投掷炸弹吗？一个销售员难道感到沮丧后，才攻击性地向顾客提供商品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球迷会上街游行，打破橱窗玻璃，毁坏汽车，攻击行人，但是他们采取这些破坏行为通常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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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原来断言，沮丧和攻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论断显然过于狭隘。因此，莱昂纳德·伯科威茨通过潜心研究，全面驳倒了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