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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以及就此而言的大部分的西方知识学科所处理的都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因为它们都通过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运行，因此它们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符号化表现形式（symbolic representations）。这种二元论和符号化的知识既是科学和哲学的亮点，也是盲点，因为它让人类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本身极其紧密而可解析的图像，同时，无论这些图像有多么灿烂而详尽，它们依然只不过是图像而已。因此它们相对于实相就好比一幅月亮的图像相对于真正的月亮一样。现代符号学之父科日布斯基（Korzybski）在描述他口中的“地图与场域”的关系时，清晰易懂地将这种见解解释出来。所谓“场域”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形式，而所谓“地图”就是任何一种代表或者表示这一场域的某个方面的符号标记法。很显然，地图并非场域。这从普通的行车图中就很容易看出来，虽然行车图可能极其准确地标示出了乡村本身，然而它并非实际上的场域，而且没有人会看着一本行车图就真以为去迈阿密度了个假。不过，所谓的地图还有许多微妙的形式，举个例子，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这样。文字本身并不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说到底文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指示物——许多文字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其他的文字罢了）。因此“天空”二字本身并不是蓝的，而“水”这个字也无法让你止渴，“牛排”两个字也不能让你感到饱足等。科日布斯基直截了当地将其总结为：“不管你说某样东西是什么，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文字，由此延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日常语言，全都是实际世界的地图、“场域”的地图，而就好比一幅美国地图并非真实的场域一样，我们在科学与哲学上对于实相的想法也都不是实相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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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其本身而言，符号化的地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破坏性或者误导性，它们对于这个文明的社会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薛定谔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忘记地图并非场域，一旦我们将实相的符号混淆为实相本身时，问题就出现了。可以说，实相“超越”或者“隐匿”于符号的阴影下，而符号至多也只是二手的复制品罢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人类就会在空无一物的抽象世界中迷失方向，只能思考代表符号的符号，而后者又是另一种符号的代表，最终它们所代表的什么都不是，而实相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解释道：正如新物理学所展示的那样，一切早期的物理体系，从牛顿力学一直到老式的量子理论，全都落入了将表象等同于本质的错误之中；它们将自身的注意力限制在了洞穴的墙壁上，而没有意识到穿过壁垒的更深层次的实相。为了接近“穿过壁垒的更深层次的实相”，我们只需要找到一切地图所绘制的场域的实质。然而，这里恰恰是困难所在，因为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阐述什么是更加详细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可靠的，或者更加精确的符号化地图来解决，而需要找出一种，至少是暂时找出一种，可以摒弃一切地图来处理场域的方法。毕竟，如果从理论上显得可行的唯一知识只有符号化的地图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只能得到表示地图的地图了，而将早已遗忘原本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场域。因此二元论的符号化知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反而是非符号化的、非二元论的，或者用爱丁顿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隐藏在科学的符号后面的实相的亲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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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想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爱因斯坦的成就中的本质见解。在实相的结构中,观者与事件、主观与客观、知者与被知之物，都不是相互分离的。若要更深层次地领会这一见解，就需要一种可与之相比的认知模式，一种本性与其所知之物无法分离的认知模式。薛定谔在说下面这段话时，脑中指的就是这种非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这个世界只出现一次，它不会反映出任何东西。原始的图像与镜中的图像是完全相同的。”他又说：“这一切（即西方哲学）全都出自于我们长久以来奉为经典的区分主观与客观的观点。虽然我们不得不‘为了实用性的参考’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这种观点，但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哲学思维中将它抛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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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正如这些物理学家们发现的那样，我们就拥有了两种基本的认知模式：一种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符号、地图、推理、二元论的知识；而另一种则被称为亲证，或者直接，或者非二元论的知识。[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总体上，科学是排他的，是从符号化和二元论的地图知识开始的，其注意力集中在“阴影”上，但是从物理科学新近成果来看，人们发现这种认知模式，至少从某些方面来看，不足以称为“真实之物的知识”，而这正是它过去一直虚伪承诺的东西。这种不完整导致许多物理学家们采纳了第二种认知模式，或称认知的亲证模式，或者至少设想了这种知识类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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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今我们必须超越严格的物理学范畴，因为这两种认知模式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从道教到威廉·詹姆斯、从吠檀多派到怀特海、从禅宗到基督教神学，它们都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人所认识。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学派和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科学的传统中轻松地找到无数的例子，但是下面这几个简短的例子就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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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解脱学将这两种认知的通常形式称为“常规知识”和“自然知识”，也就是，“以通常被命名与定义的形式被认知的宇宙万物的知识”与“以实际的形式（道）被认知的宇宙万物的知识”。对我们而言，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道教信徒口中的“常规”知识，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能够将某样东西通过文字，或者一些其他的常规符号体系，例如数学或音乐的标记法，呈现给自己，我们才算真正地认知了这样东西。这样的知识被冠以常规之名，是由于它是一种交流方式的社会契约。换句话说，第一种是符号化的认知模式，而第二种，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非常规的知识，（旨在）直接理解人生，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线性的具象主义思维的术语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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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认知形式在印度教中也有非常清晰的区分。正如领悟梵天的人们所说：一种高级模式和一种低级模式。低级模式被称为下智（aparavidya）,对应于我们口中符号化的地图知识：它是推理的、概念的以及比较的知识，并且基于能知（pramatr）与所知（visaya）的前提之上。高级模式被称为上智（paravidya），“不像一系列知识的最终结果，它并不是通过从低级的知识秩序以渐进的方式达到的，而是突然之间，通过直觉立刻达到的境界”。这对应于我们的第二种或者非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因为它是“对非二元论的独特、自证的直觉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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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神学同样非常熟悉这两种认知模式，正如神学专家贝蒂也夫（Nicholas Berdyaev）的这段论证：我们无法在语言和思维中摒弃符号化，但是我们在原初意识中可以摆脱它。在描述灵魂与玄秘体验时，人们总是依赖于与空间有关的符号，例如高度和深度，依赖于这个或那个世界的符号（第一种认知模式）。但是在真正的精神体验中，这些符号都消失了……最初的创造性行为是现实主义的、非符号化的（第二种认知模式）；它脱离了概念的细节。基督教神学中充满了类似这样的见解，例如，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将符号化的地图知识称为“以清晰理念感知宇宙万物的暮光知识”；而他将第二种或者非二元的知识称为“黎明知识”，因为在这一模式中，“感知宇宙万物是不需有所区分，拒绝一切观念，在绝对统一与神的本体中抛弃一切的比较”。基督教神学总体上将这第二种模式认作“认知的神圣方法，不依靠任何认知者以外的对象”，这清晰指出了其非二元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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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乘佛教中，认知的符号化模式与非二元论的模式被分别称为“识”（vijnana）和“般若”（prajna）。梵语的词根“jna”类似于英语中的词根“cna”和“gno”，从这两个词根生发出了例如“know”（认知）和“gnosis”（灵知）这样的单词，同时，梵语的前缀“vi-”的基本意思是“分开”，因此“vijnana”这个单词本质上意味着二元论的知识。与“vijnana”相反的是“prajna”（“pro-gnosis”［前灵知］），这种认知模式是非概念的、非符号的，也非二元论的。铃木大拙详细阐述道：“般若”超越“识”。我们在感知与智力的世界中利用“识”，其特点在于感觉的二元对立，也就是一方观察，而另一方被观，这两者处于对立的两面。在“般若”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被观的一方与观察的一方是完全相同的；观者就是被观者，而被观者就是观者。也许再也没有哪位现代的哲学家能像怀特海这样，强调区分这两种认知模式的根本重要性。怀特海有力地指出了认知符号形式的核心特点在于抽象与二分（即二元对立）。根据怀特海的说法，抽象的过程也许在日常的演说中非常有用，但从它只关注某个对象突出的特点而忽视其他一切特点这一方面来看，它最终是“虚伪的”，并且因此“抽象就是省略掉部分真相”。也通过二分，通过“分解宇宙万物天衣无缝的外衣”认知的符号化模式得以进行，于是对它想要理解的宇宙万物造成了破坏。怀特海进一步指出，这些错误常常由于“我们将抽象概念错当成实质的实相”而被加深了，怀特海将这一错误称为“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我们之前以混淆地图与场域做比）。与这种认知模式相反的是怀特海口中的“领会”，这是一种亲证、直接、非抽象，并且非二元论的实相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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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怀特海与他“精神上的前辈”威廉·詹姆斯达成了相当的共识。用詹姆斯的话讲就是：有两种认知事物的方式：立刻或者直觉地认知它们，以及用概念或者典型认知它们。虽然如你眼前的白纸这样的事物能够凭直觉被认知，但我们所认知的大部分事物，例如，印度的老虎，或者哲学的学术体系，都只能典型地或符号化地加以认知。符号化或者典型思维是一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认知模式：主观是与客观相“分离”的，而“认知”包括建立起“一种外部的物理束缚或者精神媒介，将思想与事物联系起来”。但是，第二种认知模式就不含有这样的二元对立，因为，詹姆斯解释道：“能够立刻或者直觉地认知，是因为精神内容与客观存在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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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认知符号化模式和非二元论模式的认识，在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智力VS直觉）、马斯洛（智力VS融合）、甘特·伯罗（Trigant Burrow二分意向VS同一意向）、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二元化知识VS肉欲性知识[5]）、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直率VS沉醉）、克里希那穆提（思想VS觉察）、魏无为（外视VS内观）、斯宾诺莎（智力VS直觉）的著作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及杜威有关互动主义的著作，而这些只是列出了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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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将宇宙万物分割成主观与客观、分割成知者和被知之物，如果“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如果“分解宇宙万物天衣无缝的外衣”，简而言之，如果二元论从一开始就将宇宙万物切断、撕裂并使其与自身疏远，致使它“与自身相悖”，那么我们与实相联系起来的唯一希望就必先完全抛弃认知的二元论模式，因为这种二元论模式每走一步都会重复原初的分裂。如果我们想彻底而完整地认识实相，如果我们要在寻找自我的基本尝试中不再逃避自己，如果我们要进入场域中的具体现实之中，不再受到地图的迷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二元论的符号化认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会在试图抓紧实相的本质时，将它生生撕裂。简言之，我们将不得不从暮光知识的模糊之中转移到黎明知识的光辉之中。我们要想认识实相，最终就必然会求助于第二种认知模式。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拥有这种黎明知识，这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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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评论尼采的一段话，不过作者觉得用在这里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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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学上，ΔχΔρ≥h/4π，其中Δχ是某一坐标的不确定性，Δρ是相对应的动量成分的不确定性，而h是普朗克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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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德尔的证明”，不管是逻辑上还是物理上，验证都并非实相的绝对标志。如果你要验证一切，既然验证者也是一切的一部分，那么你要如何验证验证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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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必须重点指出被冠以洞察力、直觉、慧等名字的第二种认知模式，绝不应与通常称为“预感”或者“直觉”的东西混淆起来。这种“预感”知识在西方思维漫长的历史中都发展得不怎么样，而如今的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在提到这种知识时就害怕地退缩了，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这种“直觉”所揭露的许多“自我验证”的实相都显得极其荒谬。更确切地讲，我们所谈论的这第二种认知模式是一种透明的认知、没有内容、没有维度，在这里认知者和被认知之物是同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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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是由于主观与客观在认知的行为中合二为一了，因为主客在认识活动中合一，故称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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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 第3章 实相是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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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人类已经学会使用两种认知模式了。下面这一点极其重要，当数量庞大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学家们已经完全并深入地理解了这两种认知模式时，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单靠非二元论的模式就足以给出“实相的知识”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得出了现代量子物理学家们得到的相同结论。但是大部分西方人都感觉这一结论极难理解，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个人身份、我们的哲学，以及我们的人生目标都彻底地扎根于二元论的认知模式，以至于一旦有人提出这种二元论模式带来的只有幻觉而没有实相时，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对这样的见解感到惊慌失措。而之前我们已经指出了在符号化的地图知识中固有的困难之处。它是二元论的，将宇宙万物分割为“观者”和“被观者”，因此“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从而导致宇宙万物“与自身相悖”。而当宇宙万物变得太过抽象、太过符号化，与宇宙万物的实际形式相混淆起来时，当我们将地图与场域混淆起来，犯下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时，这种认知过程就加倍腐朽了。因此我们变得惊慌失措，因为我们具备且只有这件工具，而在接近实相时却只能发现理论和整个世界的图景开始分崩离析，我们建立得有多快，它们也崩溃得有多快；只能发现在物理世界的根基之中并不是本以为的确定性，而是“测不准原理”；只能发现在精神世界的根基之中只有“不完备性定理”。简而言之，我们只能发现，一切“观察都会破坏实相”。这正是二元论知识的本质，而我们似乎并不是很想检查这种知识本身的完备性，只想要找出“革新的”且“巧妙的”方法，原则上通过技术的方式（因为“技”和“术”本就是“成对之术”的自然延伸），以此扩大它的用途。换句话说，我们正全力以赴地奋战着，捍卫我们幻觉的源头。正如爱丁顿宣称的那样：“……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这个问题使我们深陷于二元论的知识中不可自拔。“因此，”艾伦·瓦兹（Alan Watts）说，“我们几乎无法意识到自身所在位置的极端特殊性，且难以发现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宇宙范畴的单一的哲学共识。它被那些口中说着相同的见解、传授别人相同基本教义的人们所掌控着，不管他们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六千年前，不管他们来自极西之地的新墨西哥州，还是来自极东之地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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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夸张得近乎荒唐，因为我们中大部分人在政治上都几乎无法达成共识，就更别提在“绝对实相”上达成共识了。当然，古代中国的禅佛教所具有的实相观与现代受过良好教育的生化学家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而反过来就必定与一个14世纪的欧洲神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吗？答案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个问题必须从两种不同的层面加以解答，而这是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实相的模式。因此，当我们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时，会显而易见地发现通过符号化的地图知识所呈现出的世界图景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人物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不仅如此，我们有关实相的符号化世界图景会随着有关实相的科学、经济以及历史思维的更新与修订而继续发生变化。但是非二元论认知模式所处理的“内容”并非想法或符号，而是实相本身，是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保持着一致性的实相，因此这种认知模式本身就产生了“一种宇宙范畴的单一哲学共识”，产生一种“被那些口中说着相同的见解、传授别人相同基本教义的人们所掌控着，不管他们是活在今天还是活在六千年之前”的对实相的理解。禅宗佛教徒、欧洲神学家以及现代生化学家们所体验到的实相是完全相同的一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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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符号化地图知识可以产生无数张不同的世界图景，而非二元论且非符号的知识只呈现出一幅图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理解，因为这种认知模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从而也无法用图画来展现）。举个颇为粗糙的例子吧，一个普通、常见的香蕉船，可以通过符号化地图知识以多种不同方式被描述出来。从化学上讲，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由碳、氮、氢、氧、硫、磷，以及某些微量元素组成的合成物。从经济学上讲，它可以用市场波动支配其配料的成本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一般来讲，它就是简单地被描述成一个用香蕉、果仁、冰激凌以及巧克力酱制成的冰激凌甜点。这便是同一个香蕉船的三种不同的描述，但是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香蕉船呢？当然不能，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三种不同的符号描述下是同一个香蕉船，而我们最后并不是依靠对它的描述来认知这个香蕉船，而是依靠对它的品尝，依靠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体验。与此类似，实相只有一个，普遍的传统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符号化地图来做出许多不同的描述。那么，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人类暂时抛弃符号化地图知识，直接感受这种潜在的实相与单一场域，从而理解了这种唯一的实相。换句话说，他们不再谈论它，而是感受它，而这种非二元论感受的内容就是被普遍称为“绝对实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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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的最终“证据”无法通过逻辑证明得出，而只能建立在实验事实之上，而只有采取这种唤醒第二种认知模式的“实验”，我们才能在自己心中领悟这是对还是错。我们不久就会描述这种“实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只需说明第二种认知模式“貌似的确”可以揭示“实相”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它确实是貌似正确的，因为它直接绕开了与二元论认知模式相关联的割裂性。它并不会将宇宙万物一分为二，也不会将其天衣无缝的外衣撕开，将其变得破败不堪、与自身相悖，更不会用逻辑的铁丝网来过滤它，到头来只能对最后得到的一滩浆糊困惑不解。用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的话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据此看待事物，也就是说根据事物的数量，在某种给定的容量之中看待它们，仿佛我们可以掰下一块碎片，然后将这个样本与其余部分分隔开来进行研究。现在，我们该指出这种步骤只不过是一种聪明的权宜之计罢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实质的实相……宇宙万物无法将自身分隔开来，但是却以一种庞大的“原子”形式，形成了其自身的完整性……唯一真实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方法越强大越是深入剖析到物质的内部，我们就越是对其各个部分的相互依赖性感到困惑不解。这个宇宙的每一种元素都是由其他一切元素编织而成的……我们不可能将这种网络切断，不可能在不将某一部分破坏的情况下将其隔离开来。我们目所能及的宇宙万物全都团结在一起，而只有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才是真正可行的，那就是将它看做一个整体、一个单一的事物。而这正是非二元论认知模式的作用，它将宇宙万物“看做一个整体、单一的事物”，没有符号化地图模式中的分割与碎片化的属性。现在，非二元论模式更为准确的“属性”，我们会逐渐将它们一一指出。这显然并非是用符号化的方式可以完全描述出来的东西，否则就成了符号化的地图知识了！正如爱丁顿指出的那样，这种“亲证的知识”无法接受分类与分析，但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角度，读者就很有可能在读完本书之后，对它有所“感受”。而现在我们只能说，当我们像德日进那样将它称为“整体”或者“单一的事物”时，我们所指的并非黑格尔派的哲学诡辩，通过一种超自然的加成法来达到“完整的宇宙”。在黑格尔看来，每一个分离的“东西”的实相都是作为整体的一个方面而存在的，因此一样东西只有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才拥有“真实”，因此只有通过累加各种碎片的万能加成法，我们才可能最终抵达“绝对”。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其优点，但是说到底，“累加各种碎片”和“分割为各种碎片”一样都不过是一种“聪明的权宜之计”罢了。此外，正如我们应当尝试解释的那样，每个“分离的东西”并不仅仅是整体的一个方面，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整体。因此，这两种“整体”都不应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混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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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着重指出不同的认知模式对应着不同的意识阶层，从而将这一认识论的讨论转移到更为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这样就能将意识光谱中各个带区分开来并易于认识。不仅如此，我们的个人身份也与我们所处的意识阶层紧密相联。从而，我们认知模式的转换也会导致我们根本认同感的转换。因此，将认知的主观意识与被认知的客观事物相分离，然后又用某种合适的表象或名称来表示被认知的客观事物时，我们只用到符号化、二元论认识模式，因此，我们也就同样会感觉我们自己从本质上是与世界万物相区别、相分离的，感觉到一种用自我角色和自我形象所表示的身份，这也就是说，对我们自身而言，我们以二元论的方式对自己所形成的符号化形象成为了客观事物。但是，非二元论知识并不会这样进行分隔，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因为这是非二元认知模式的本质属性，它与它所认识的事物是统一的，而这显然会给一个人的认同感带来某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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