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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这种情景中，我们很自然会蒙受欺骗，因为我们会认为错误一定在于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一次次纠结于同一个问题，却看不到成功的影子，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太愚蠢而得不到成功的答案，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答案。正如维根斯坦所说，这个问题是荒谬的，为了找寻不存在的答案，我们迫使自己深陷于神经症和偶发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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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识到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在我们已烂醉如泥，我们中的一个人正从钟情的酒吧朝家走去，却一头撞到了路灯柱上。他踉踉跄跄地退后几步，四下看一看，试着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却又一次扎向了那根路灯柱子，这次的力量太大了，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他果断地挣扎着起来，继续前进，结果还是一次次重复着撞击。他心灰意冷，大喊道：“啊，这没有用，我被困住了。”对于我们的问题，并不存在物质上的障碍，也没有实际的基础，难就难在我们思想的困惑，而非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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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叔叔阿姨们没有使这些规则变得公开透明，相反，他们一直在隐藏规则，使其变得含糊、无意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欺骗的。结果，除了有用的和无用的规则之外，生物社会带的“内化社会”还包含了许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隐藏规则、信息和元信息。也可以说，它们就是构建起生物社会带结构的数不尽的双重束缚，它们可以产生程度不同的精神错乱、神经症和精神病，而且这些症状几乎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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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这些双重束缚只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中的成员就加之于我们身上。它们密切地派生我们的语言、法律、逻辑和伦理的形态学和句法，比如，将自然分割成名词与动词以及主语与宾语的语法惯例；拒绝放弃排中律并因此拒绝看到对立的统一体的常识性逻辑；“要始终行善、避免作恶”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角色、地位、价值体系及流行的人生哲理范例：为了不存在的未来而生活，就是为了永远无法享受到的明天而生活；认同纯粹抽象而肤浅的角色，所以我们“认同”得越多，我们实际上越感到自己迷失。因害怕失败而去追求成功，所以我们得到的成功越多，我们害怕的失败也越多。简而言之，所有的游戏都是这样，如果它们发挥作用，它们就会失灵；如果我们胜了，其实我们就输掉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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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不但是自我阶层中个体之间的社会交流包含双重束缚，而且交流的规则本身通常也是矛盾的、似是而非的，因而也制造了双重束缚。所以我们可以说，造成自我阶层的尖锐问题和投射的特定双重束缚不过是受干扰的生物社会带的节点，在这一带中自相矛盾的现象最为突出。一般来说，社会强加的双重束缚被特定的双重束缚大大地加重或增强了，那么此处就会产生激烈的情绪干扰。不管怎样，生物社会带本身的自我产生了众多的情绪智能困难、“标准的神经症”以及集体的精神错乱。沟通精神病学家、家庭治疗医生、社会现象学家及此类的其他专家所针对的都是这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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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层必定要涉及具有自相矛盾规则的游戏，但其带来的困难却实际上超过了游戏和规则本身，所以就像我们已经建议的那样，自相矛盾的规则反过来会依赖对不恰当的分别的划分。我们通过语言、逻辑和符号性映射实现的对真相约定俗成的分别和分割不会向我们揭露真相，它们在对其进行编辑，这就是最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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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举个例子，既然我们的行动是宇宙的行动，那么对宇宙施加作用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置身于其外，所以无法做出该举动。但当我们通过将自己的行为与环境的行为割裂开来以编辑真相时，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方便的错觉，即我们可以脱离于周遭的环境而行动。这种不恰当的分别导致了发号施令者自相矛盾的游戏规则及其各种衍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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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对这种荒唐事信以为真，是因为我们已被自己的符号性知识催眠了。我们可以说一颗流星撞到了月球，但也可以说是月球撞上了流星；或者我们可以说火车在地上行走，但也可以说大地在火车下移动。但此处只有一个动作，如果我们试图对其做出单一的表述，那么该表述就可能显得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企图同时包含两个对立的观点，而这是我们的语言和逻辑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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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非对立的，可以看做对立的一种巧合。那么我们所做的不恰当分别和二元对立势必会产生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会引发具有矛盾结果的行动，因为被放逐的对立方一定会自相矛盾地返回。例如，我们将生与死分割开，这种不恰当的分别会导致自相矛盾的规则，即我们必须一直活下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根除死亡。因为生与死实际是一个整体，赢得了比赛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赢了，实际上却输了。这就像一道门口，它可以同时充当入口和出口，所以当我们挡住出口时，我们也挡住了入口。我们在逃离死亡的途中却被死亡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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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就是此类不恰当的分别，它们不但可以引发许多社会机构制定的自相矛盾的规则和事与愿违的游戏，而且反过来也为我们的集体精神错乱煽风点火。通过一段文字，我们已指出四种不恰当分别及多种必然的结果，但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不恰当分别就是我们最终认为是真实的任何分别。进行分别、对立和分割本没什么错，但前提是我们要能认识并感受到所分割的真相。问题是，我们做不到，结果我们的分别变成不恰当的，最终导致双重束缚及其涉及的一切：玛雅变成了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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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做这些分别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都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分别当成真实。此处指的分别是对时空的不恰当分别。苏利文因此说道：“自然看起来对我们在时空之间所做的分别一无所知，我们所做的分别最终成为我们心理上的特质。”我们想接着补充说：“自然不清楚我们所做的任何分别，结果，这种分别以我们也含糊不清的方式对自然进行了筛选和掩盖。”也就是说，分别也好，最初的映射也好，它们通常是不明确的、不被注意的、隐藏的和无意识的，我们只能说许多的映射并没有被看做映射，所以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处的是真实国度本身。因为这些原始的映射以及分别是无意识的，所以我们一直在犯错而置主体的谬误所不知。简单地说，我们意识不到真相，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自己掩盖真相的方式。我们对真相进行分割，然后忘了我们所做的分割，最后忘掉了我们已将其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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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建立意义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映射对存在进行了二分，并对觉知进行了筛选或过滤，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导致了此阶层上的生物社会无意识。而且，因为这些对立映射所代表的领域实际上是非对立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或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而试图在这种影响下行动就是双重束缚。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映射本身也是无意识的，因为一旦我们知道它们不过是映射而已，我们将自动去追寻真实的国度，但这已经被精确地判为非法了。于是，甚至会有否认其他映射存在的映射，或者是阻止人们了解特定禁忌的禁忌，阻止人们了解特定法律的法律。用莱恩的话讲，存在着阻止我们看到规则的规则，甚至还有针对该规则的另一重规则，因为“承认规则就等于承认规则和运作正试图提供并不存在的东西”。那样就太可怕了，毕竟，我们也可能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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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沟通精神病学、语义治疗法、某些非常基础的人际关系治疗法、社会现象学及类似的学说，它们都在以各自的方法努力使无意识映射变成有意识，这样即使它们继续掩盖事实，我们至少也可以意识到真相正在被掩盖，这便是洞见的开始。庄子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一旦明白我们的映射就是映射，我们就将最终超越它们，到达本然的国度，抛开之前抓得牢牢的、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梦想，洞穿“所谓真实的这些社会共有幻觉所具有的组织机构”。如果我们不成功，那么那些社会幻觉就会被以假当真，那样“我们周遭都是虚假的事件，我们要用错误的意识与之适应以便把假的当成真的，甚至是美好的”。结果就是某位心理分析学家所说的“每个人都同时做制度化的恶魔”，而导致这一幕的原因只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别人是相信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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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多数的治疗都是针对生物社会带的。虽然这一带不是分别和二元对立的唯一制造者，但它却是最普遍的，而且它是我们对立语言和逻辑的大本营。这种巨大的分别母体一旦被当做真实，那么它不但会筛选觉知，而且会导致自相矛盾的规则、适得其反的游戏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病。其对于行为的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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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分割真相时，他确实在如是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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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 第9章 人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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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在探索存在阶层之前，让我们先来确认一下现在所处的位置：本层的上限是生物社会带，再往上则是自我阶层和阴影层；下面紧接着就是超个人带和大心境界。我们必须清楚，标志这一层的有两种初级二元对立，其一是初级二元对立，即生命体与环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另一种是次级二元对立，即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对立。在这个阶层，我们所认同的是存在于时空之中的整个生命体。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三级二元对立，即心灵与肉体的对立，在这一阶层并不存在，至少并不显著，因此本阶层代表了我们对存在的整体认识，这正好与我们在自我阶层对存在的支离破碎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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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三级二元对立，即心灵与肉体的对立驱使我们从存在阶层向自我阶层进发。确切地说，正是通过修复三级二元对立这一裂痕，我们才能整合自己进入心灵与肉体的完整生命体，即存在阶层。这就像通过修复和整合第四层角色人格与阴影之间的二元对立来从阴影层下降到自我阶层一样。正如我们之前解释过的那样，如果我们身居静处，放下所有关于自我的心灵概念，只是单纯地感受自己的基本存在，即可实现临时性地向存在阶层的过渡。但如果要在这个阶层永久确立自己的认同，通常还需要某种形式的存在“疗法”，比如哈达瑜伽、生物能量分析、身体结构整合、存在心理分析、极性疗法、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分析疗法以及按摩疗法，这里列出的只是一些比较主要的方法。尽管这些疗法的外在形式可能千差万别，但本质上，其目的都是要让我们通过整合三级二元对立来触及“本真”，即我们的完整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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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我们在向存在阶层前进时，通常都是从自我阶层出发，通过超越心灵与肉体的三级二元对立来实现的，所以一般说来，这些疗法可归为两大类，这也反映了对立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一类方法主要通过“心灵”入手，比如存在心理分析、人本主义心理疗法、存在主义分析疗法等；另一类则主要从“肉体”着手，比如身体结构整合、哈达瑜伽、极性疗法等。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双管齐下，比如生物能量分析和生命力疗法，但无论着手处是心灵还是肉体，抑或两者兼顾，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整合的生命体，即存在阶层，人马座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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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方法，不管是着眼心灵的还是着眼肉体的，都各有千秋，也有各自的不足之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对于研究该阶层的研究者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一原则可以粗略地表述为：每一个精神上的“问题”或“症结”，都有一个身体上的“症结”与之相对应，反之亦然。因为，身体和心灵是一，而不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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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关于约翰·里利的一则故事就是身体症结与心灵症结相对应的好例子。利里年轻时，一次曾意外把斧子砍到了自己的脚上，伤口十分严重，而他竟然“抑制”住了斧伤的疼痛。他看着斧子陷入脚中，却没感觉到一丝痛苦。当然，他的“心灵”记录下了这次事故以及它所产生的痛苦，同时里利也在意识中抑制了这次创伤。数年后，里利在彼德·米歇尔（Peter Melchior）那里接受身体结构整合治疗时，医生立刻注意到了他脚上触目惊心的伤疤。医生开始处置这个伤疤。他深度按摩并击打那里的组织，试图解开身体上的这块扭结。这时，里利露出了焦虑和紧张的神情。当医生最终攻破这块伤疤时，从前痛苦的一幕瞬间涌入里利的心头，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斧伤带来的疼痛，而这个疼痛多年来一直埋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突然之间，我意识到我把这个疼痛封存在当时的经历中了，此后，这块伤疤一直带着痛苦。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基本的创伤记忆，一种封闭的循环(精神“障碍”)。我对这只脚格外关照，对曾受伤的部位也呵护有加，但却未能弥补身体意象中留下的残洞。罗尔夫按摩治疗法(身体结构整合疗法)为我提供了修复这个残洞的机会……这则故事的意义在于，对身体的冲击解开了精神上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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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看一看精神症结如何产生相应的身体症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了解一下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对性格盔甲(character armor)的研究和佩尔斯对回摄(retroflection)的研究即可。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坚信受神经症折磨的人，比如四级二元对立，会用操纵、挤压和绷紧自己肌肉组织以替代他真正想对他人做的事情。赖希还特别注意到，神经症患者通过挤压和收紧骨盆区域的肌肉来扼制“下流的”性冲动，一段时间以后，真正的性释放成为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佩尔斯则强调，异化的攻击行为被锁死的肌肉反作用于了自身，这使一个想要扼住某人喉咙的人很可能会回射这一攻击行为，而自己变得结巴起来。或者，如果一个人想要痛打别人一顿时，他反而可能会变得全身绷紧、僵硬。于是，“在头脑中”，攻击因为受到抑制和投射而异化，但是“在躯体上”，只有锁住在正常情况下能释放该情绪的所有肌肉，才能抑制这种攻击行为。其结果就是肌肉僵硬、痉挛、阻塞，而这同样需要大量能量，只不过方向相反，就像干净利落地拉上了拉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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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事情变得逐渐明朗起来，头脑中发生的是一场态度之战，而身体上发生的则是一场肌肉之战。因此，一个抑制自己兴趣和兴奋的人必须同时压制身体的呼吸：他必须锁住自己的胸腔，僵化横膈膜和胃，并咬紧上下颚。要抑制愤怒的人则必须锁住防止他朝外界大打出手的所有肌肉：收紧双肩、紧闭胸腔，并钳住手臂的肌肉。而要抑制哭泣或喊叫的人必须大力绷紧眼部、颈部和喉部的肌肉，同时限制呼吸，并切断所有与勇气相关的感觉。为了压抑所有的性冲动，则必须绷紧骨盆的肌肉，锁住后腰部肌肉，并有意识地避免对整个身体中部的任何感觉。在所有此类情况中，精神上的症结导致了身体的症结，而心病还须心药医（事实上，不管是问精神症结是否产生了身体症结，还是问身体症结是否产生了精神症结，这个问题本身可能都是错的。我们最倾向于的说法是它们同时产生，可以通过“攻击”任一“一端”来实现治愈两者的目的。别忘了，心灵和肉体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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