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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00 在社会游戏的此阶段，我们几乎完全将映射与真实的领域相混淆，因而彻底超出了映射的有用范围。我们的映射是虚幻的，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就像把地球划分为经纬线，或是将一天分割成小时和分钟一样，但社会幻觉却难以消除。虽然它们也有用处，但如果把它们错当成事实，数不清的混乱将随之而来。1752年，英国政府重新排定的标准日历，把9月2日改为9月14日，结果国会议事厅威斯敏斯特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人们为自己生命中被夺去了11天而惶恐不已！类似的，在美国有些地方，每年都实行夏时制，这时会有很多女人冲到市政厅，为自己的秋海棠少了一小时的阳光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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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02 这些幻觉也许容易看穿，但许多其他的幻觉，比如生与死的分离及客观世界“彼处”的存在，却很难识破。原因是我们已被出于好意却同样被洗脑的父母和同辈人彻底洗脑了，其结果就是错把对世界的描述当成以本然空性存在的世界。这不正是印第安巫师唐望的教诲本质吗？正如卡斯塔尼达（Castenada）所说的那样：对于巫师而言，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或世界不过是一种描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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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04 为了使这一假定生效，唐望努力引导我确信，我脑海中周遭世界的形象不过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已；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被灌输着这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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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06 他指出，每个接触孩子的人都是一个说教者，不断地向其描述着世界，直到那个孩子能按照描述的样子认知世界才罢手。按唐望的话讲，我们已记不得那凶险的一刻，因为我们中已没有人具有将之与其他别的事物相比较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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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08 那么对于唐望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真实性是由无穷无尽的觉知诠释流构成的，我们作为具有特定成员身份的个体已学会了使其成为大家共有的。一旦我们接受世界的社会描述作为真相，我们想觉知真相的任何其他方面就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眼睛胶着于映射，而自己并不知晓。因此，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社会映射从根本上把个体的觉知塑造成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单元；而具有灾难性的是，体验和现实的所有方面中与这个普世的社会模型不一致的部分都被筛选出意识之外。也就是说，它们被压抑了其语言、逻辑、伦理和法律，它们被迫变得无意识了，这不仅针对某个个体，更是包括特定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他们都认同了该社会对世界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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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10 谈到这一点，尽管生物社会带的功能为数众多，但按弗洛姆的话讲，其主要功能是真相的过滤器，对存在和人马座意识的主要镇压者。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解释道：“选择性筛选觉知数据，就等于承认了某些事过滤掉了其他事，这样通过一组文化模式觉知筛选而感知到的经验就与通过另一组筛选而得到的经验截然不同。”揭露得更为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莱恩，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希望、感觉、欲望、愿望、恐惧、觉知、想象、记忆、梦想……不符合法律的话，它们将被判为不合法并被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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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12 虽然是非法的和被驱除的，但这些体验不会这么简单就消失。相反，它们会转入地下，并在那里形成生物社会意识不到的内容。如此便不难理解列维-斯特劳斯将无意识定义为符号功能的用意，而且雅克·拉康也坚持认为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试想，在诸多事务中，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说出“不”，正如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一样，“不”是一种抑制的形式。不管怎样，我们的社会映射、词汇和符号几乎是普遍对立的，而且在所有情况中，二元对立都意味着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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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14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看，我们可以因此认为，生物社会无意识代表了存在觉知领域与抽象的映射和意义之间的巨大鸿沟，所以我们还天真地认为这种无意识可以“体现”这一点。让我们聆听一下弗洛姆对无意识“内容”的描述，但别忘了，我们必须将他所描述的仅视做生物社会带的代表，因为我们已清楚，无意识本身也存在着多个阶层。个体无法使自己意识到与其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或情感，因此被迫压制它们。说得正式一些，何为无意识，何为有意识，这取决于（除个体之外，还有家庭条件和人性良知的影响）社会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情感和思想的模式。至于(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那是无法归纳概括的,但至少可以说：它始终代表整个人，包括这个人的所有潜能，不管是黑暗的一面还是光明的一面；它始终包含各种答案的原则，而不管人因存在的示意提出了何种问题……(生物社会)无意识就是整个人,但不包括用于响应社会的那一部分。请记住，随着存在阶层的崛起，也就是说，随着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的出现，人的基本认同从宇宙转向自己的生命体，所以人从根本上会感觉自己孤立于时空之中。这个人或多或少仍与整个生命体，即人马座保持着联系，尽管他因人马座从环境剥离开的幻觉痛苦不已。随着生物社会带的突起，人马座逐渐被埋没于社会虚幻这个主人的重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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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16 请考虑一下雅克·拉康富有创意的洞见，权当是一个例子吧。他认为婴儿因学习语言而无法表达自我，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也无法永远满足其整个生命体的“生物需要”。拉康的最著名阐释者，美国人安东尼·维尔登（Anthony Wilden）因此说道：需求代表了儿童无法独自满足的最初的生物需要。因为儿童必须对他要学会说的他人的愿望做出反应……这些需要最终被诠释为词汇。词汇能将生物关系转变为人际关系，因为代表说话主体我或定义关系的语言不完备，因而导致已知无意识愿望的自相矛盾（类推地），却又无法表达出来（以数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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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18 儿童对他人的第一次恳求方式是哭。某个他人将满足他的某个需要，比如饥饿，但无法满足其需求。哭到底被诠释为何种信息？虽然我们都清楚那信息是什么，但却无法言表。我们总是能说出某事，因为语言无法表达所有需要表达的内容，而某事正是由此产生的无法表达之愿望的隐喻。相连词汇的转喻链导致了言语或语段链的产生，并徒劳地试图填补语言本身制造的空洞。此外，我们必须立刻认出觉知的社会化所驱逐的不但有大量的人马座，而且还有现实的许多方面。这些方面已设法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中幸存下来，就像过去一样。例如，语言就像对付人马座一样过滤掉了大量“外部世界”。这种过滤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极大强化了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这两种初级二元对立崛起后，世界变得看似“外部的”或“彼处的”，生命体基本地孤立于时空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对时空不去分别的非对立的生命体觉知，被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转变为存在觉知和人马座觉知，蒂利希已将其赋予了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定义，即人对“时空中困境”的觉知，但重点是，在生物社会带的过滤之下，即使是这种存在觉知或人马座觉知也被慢慢地扼制了。这就意味着社会因素深刻地塑造了个体对基本存在的感知。当存在觉知变得社会化和符号化时，这必定会强化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因为所有社会映射基本上都同意内与外的初级二元对立和前与后的次要二元对立。简单讲，主要和次级二元对立被封存，而人马座则被深埋于社会的伪装之下。终于，在这些社会幻想的负担之下和逃离死亡的途中，人马座向称作“自我”的幽灵投降，人吻别了他可怜的傻瓜弟弟。此时，人马座不再被简单地掩盖，而是被彻底地埋葬。人当然幻想天使与野兽应该分割开来：三级的二元对立在灵魂和肉体之间制造了一条看似无法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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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20 迄今为止，输入的一切就是，通过把自然的薯条分成若干份儿并标出价格，我们在本然之外或是空无之中制造出意义，并设计出复杂的游戏。然后，我们集体地将这种社会契约与真实的世界混淆等同起来。此时，那些不想参与游戏或不守规矩的体验者被逐出游戏。于是我们开始分割、分配自然并选择做游戏的那一方，当然，这都发生于存在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对立的存在阶层，但整个过程被密封、被极大地扩展，甚至被加剧，最终导致了这种生物社会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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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22 详细讨论生物社会无意识的错综复杂并不在本章的范围之内。首先，它们的数目很庞大，太过复杂。其次，我们已从非常基本的角度探讨过该现象，即生物社会带，而作为社会分别或社会映射的母体，必定会筛选和过滤某些方面的觉知，因为整个生命体的体验显然比任何社会抽象或定义更为丰富，而且社会映射中所不包含的那些觉知方面构成了生物社会无意识的“内容”。换句话说，导致该问题的并不是这个映射或那个映射，而是社会映射本身的性质。映射意味着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则意味着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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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24 社会映射固有的对立本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也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这些映射是对立的，所以它们一直在塑造觉知，但方向常常是矛盾的，因此，在被迫采取行动时它们注定会产生矛盾的结果。简略地讲，在从非对立的本然中制造出对立的意义的过程中，某些事必须要发生反作用。非对立国度中的对立映射被设下了恶作剧的圈套。现在我们有必要探索一下其中的寓意，二元对立不但意味着无意识，而且包括双重的束缚。结果，我们不得不承担这些似是而非或自相矛盾的社会映射和意义，它们暗暗地指向两个对立的方向。至少可以说，这种结果是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情景十分有趣，但不幸的是，玩笑开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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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26 为了能理解该结果，让我们重申一下，生物社会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包含约定俗成的、分别的巨大网络或母体。我们的符号、映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社会意义都具有一种公共的特征，即它们控制着我们分割和描述实相的方式。现在这个分别的母体和个人行为之间的联系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真正起作用的分割或分别其实是一种规则，而且规则反过来又控制着后面的行动。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心灵”分离或完全分别于“身体”，那么这种分别将会导致我们在研究心灵时可以忽略身体这一规则的出现，而我们受这一规则指导的后续行动也将只研究心灵。于是，这种分别（心灵与身体）一旦发生作用，将产生一种规则（忽视身体），而这一规则将导致进一步的行动（仅研究心灵）。简单地讲，正在发生的分别就是控制后面行动的规则。因此，生物社会带不但是人的觉知，而且还是其行为的最基本、最深刻和最普遍的模型。因为当个人分割实相时，他确实在如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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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28 生物社会带通过此方法决定了我们处置自己的体验方式，以便将其社会化、惯例化、符号化，对其进行评估、筛选、描绘、分割、打断并为其披上意义单元的外衣，进而通过这些分别中蕴涵的规则控制我们随后行动的方向。简言之，生物社会带是使规则具体化的分别母体，这些规则反过来控制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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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30 让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受特定规则集合控制的行动其实是一种游戏。这不是指我们所有的行动只是琐碎而轻率的；相反，此处使用的字眼具有最广阔的含义：我们的社会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游戏，它们依赖规则，而规则始终依赖特定的分别。在拯救一切的上帝和无恶不作之人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一个规则，即人只有与上帝接触才能获得拯救，这就是宗教游戏。在有价值的成功和屈辱的失败之间划上一道界限，这将产生另一个规则，要想变得有价值，一个人必须避免失败，这就是竞争游戏。一句话，分别导致了规则，规则反过来形成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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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32 我们只需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能彰显其中的含义：如果我们做出了不恰当的分别那又会怎样呢？直截了当地讲，不恰当的分别可以导致矛盾或似是而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会导致自己击败自己和自己使自己受挫的游戏。那么，建立在适得其反的游戏之上的社会自然成了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温床。也就是说，社会的分别、规则和游戏本身可能就是隐藏起来的矛盾和悖论，这样按它们行事会使我们受到双重的束缚，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能确保我们永远赢不了比赛！下面让我们看几则例子：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从每个儿童的婴儿早期即对其施以诡计。第一个阶段，孩子被教导……成为一个自由的施动者，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源泉，这是一种微型的原动力。他接受了这种虚幻的想法，就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他无法抗拒地成为他出生地的社区中的一员。对于这种社会教化，他无力反抗。奖励和惩罚在不断地强化这种教育。这构成了他所学语言的基本结构。“你可不能做那样的事”或“不要做盲目的模仿者，做你自己”，类似这样的评语在不断地刺激着这种结构。或者，当一个孩子模仿另一个他所欣赏的孩子的行为时，“约翰尼，那可不是你的风格，那是彼得的”这种教化的无辜受害者无法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困境。人们告诉他，他必须是自由的。一种无法抵挡的压力在他身上，迫使他相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他必定要成为某个团体中依赖的一员，而这个团体会将他定义为独立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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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34 第二个阶段，作为一个自由的施动者，他因此被指令道，他必须自发地去做各种事，否则他将不被接受！父母、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说：“你真应该爱我们。”“所有的好孩子都爱他们的家人，而且不用别人告诉就为他们做很多事。”换句话说：“我们要求你爱我们，原因是你想爱，而不是我们说你应该。”……就我们了解的社会而言，它是在玩一场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结果，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永远都会困惑不解。“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就是双重束缚的代名词。我们已看到，这种双重束缚就是制造精神错乱的典型情况。但我们目前关心的双重束缚不是一个人强加给另一个人的，而是构建于某些社会机构的基础之上并强加给我们的！如果这个前提没错的话，我们就能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即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已经疯了。瓦兹说道：“于是，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所接受的是正常的定义，但它本身却是疯狂的。”尼采说得更为简明：“个体的疯狂是很罕见的，但对于团体、政党、国家和时代而言，疯狂却是规则的。”苏利文过去常常对学习治疗精神病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记住，在我们社会的当前情况下，病人是正确的，而你是错的。”精神分析学家莱恩极富辩才地强烈抨击道：在热核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早已摧毁了自己的神智。我们先拿孩子开刀，及时地抓住他们是势在必行的。要不是对他们进行最彻底、最快速的洗脑，他们肮脏的小脑袋就会看穿我们邪恶的伎俩，但孩子可不是傻瓜，所以我们要将他们变成像我们一样的蠢货。如果可能的话，还是IQ很高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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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36 当石器时代的婴儿遭遇到20世纪的妈妈，那么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这些粗暴的侵害，但妈妈却打着爱的旗号，就像他的爸爸妈妈及其父母及祖祖辈辈所经历的一样。这些力量主要集中于破坏孩子的大部分潜力，从整体而言，这项事业是很成功的。等这个新人类长到15岁左右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类，一个与疯狂的世界相得益彰的半疯狂的生物。这就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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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38 要想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就必须接受异化、沉睡、无意识、远离心灵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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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40 社会对标准的人极其重视。社会教导孩子丧失自我，进而变得荒唐，最终成为标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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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42 标准人在过去的50年里残杀了大约1亿名自己的同胞！当然，标准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充足的理由，并且始终都是不错的理由。我们要么只采取现实的途径，要么就是挤作一团以使自己放心。关于这一点也许唯一可行的答案就是薛定谔的话：“真实？一种离奇的真实。某些东西已经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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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44 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着“失常的”个体作为标准人招摇过市。相反，此阶层的问题是，生物社会带关注的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位于所有自我之下的社会机构。正如帕特尼在关于该主题的著作的前言部分表述道：“这不是一本关于他们（我们可以超然地看待他们的小毛病，甚至可将其视做某种消遣）的书，它是一本关于我们的书，即被社会调整过的标准人。它主要关注已经变得标准的某些精神病……”简而言之，我们自我的四壁之墙上的砖块已与疯狂的灰浆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检视的不是具体的墙壁，而是普遍存在的灰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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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46 让我们就规则自相矛盾的社会普世游戏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在生命体和环境之间做出一个快速的硬性分别，即我们的社会明白无误所做的分别，这将产生某种规则，导致一个人在追求个人成功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了外界环境。这就是发号施令者玩的游戏的基础所在，无止境地试图成为山之王者，凌驾于所有其他生命体之上；自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这种游戏就被教导给他们。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朱尔斯·亨利（Jules Henry）明确地描述过这种文化游戏中存在的数不清的自相矛盾，他从小学教育中摘取了一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了该问题：鲍里斯算不好12/16的最简约分，他只能算到6/8。老师平静地问他，是不是他只能算到这一步。她建议他“想一想”。其他孩子都纷纷举手，挥舞着手臂，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发疯一般的要纠正他。鲍里斯非常难过，他认为自己也许已经在智力上瘫痪了。老师宁静而又耐心，她无视其他人，而是将目光和话语都聚焦于鲍里斯。过了一两分钟，她转向全班说：“好了，谁能告诉鲍里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多少？”顿时，一大片密密麻麻举起的手，老师让佩吉回答。佩吉说可以用4去除分子和分母。亨利用冷酷而坦诚的话语评论道：鲍里斯的失败促成了佩吉的成功，他的痛苦换来了她的欣喜。这就是当代美国小学的标准条件。佩吉的表现真是难以置信地残酷，为了竞争，从其他人的失败中攫取成功，这对于非竞争的文化来讲真是陌生的扭曲形式。这种游戏的某些自相矛盾现在变得十分明显：从鲍里斯的角度来看，黑板上的噩梦也许给他上了要学会控制自我的一课，这样他就不会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尖叫着跑出教室。此类的体验迫使我们的文化孕育的每一个人在每次晚上梦到的都不是成功，而是失败，甚至在他们处于成功的顶峰时也是如此。在学校里，外部的噩梦被内化为一生的梦魇。鲍里斯不仅仅是在学算术，他所学的本质上就是噩梦。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了成功，一个人必须学会做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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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291948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对基本文化商品的竞争成为行动的支点，那么这个社会就就无法教人们去爱彼此。因此学校就有必要教孩子如何去恨，而表面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的文化不能容忍让孩子彼此相恨的观念。学校是如何做到蒙混过关的呢？蒙混过关是正确的！这正是天大的自相矛盾，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像成功那样失败。试图胜环境一筹最终演变为要努力超越自我，因为自我和环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而且那就像抓住自己的脚踝，要把自己从地上拉起来一样不可能。我们玩这种游戏真是被愚弄了，没有人告诉我们永远也赢不了。所以如果我们参与游戏，我们注定失败；如果我们停止游戏，我们同样失败。不管做还是不做都一样，这就是双重束缚，即规则自相矛盾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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