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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及研究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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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表明，对于相当数量的人类特征而言，大多数差异似乎是由遗传因素（或“基因”）引起的。表1—1中的数据从两个重要方面证明了这一结果。其一是，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特质的人（同卵双胞胎），即便分开抚养，且生活条件大相径庭，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不仅在外表上极为相似，而且其基本心理和人格也惊人地一致。在本研究中，支持基因占主导地位的第二个论据是，在相同条件下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很小。鲍查德和莱肯将他们的发现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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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在调查过的每一种行为特征——从反应时间到宗教信仰，个体差异中的重要部分都与遗传有关。这一事实今后不应再成为争论的焦点；现在是该考虑它的意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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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鲍查德和莱肯的这一观点，仍然有人会提出疑议。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然而，探讨本项研究及其研究者所作的类似研究的意义是绝对有必要的。本文所报告的遗传学发现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心理学家，甚至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对人性的看法？正如前面提到的，心理学界和西方文化被环境决定论的思想统治了近50年。过去，我们对于教育、犯罪和刑罚、心理治疗、技能和能力、兴趣、职业目标、社会行为等许多问题持环境决定论的解释，认为是人的经验而非基因塑造了其人格。很少有人会以“那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想法来理解某人的行为。我们确信，人的行为模式是习得的，因为我们看到，父母的不同养育方式造成了孩子人格上的差异，积极的生活体验可以战胜消极的生活体验，不健康的无效行为可以得到消除。而“人格是先天的”这样的观点却诱使我们提出一系列以“何必”开头的问题：“何必努力成为好家长？”“何必去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人？”“何必努力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等等。那么，鲍查德和莱肯便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对其研究发现作这种解释的人。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对自己那些具有煽动性的结论提出了以下三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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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显然，智力主要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智力差异中的70%都可以归因于遗传的影响）。然而，正如作者所明确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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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像IQ这样的特质是不能提高的……一项覆盖了14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近年来IQ测验的平均成绩已有所提高。因此，目前的发现并没有规定和限制IQ成绩在理想环境中的提高（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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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他的意思是，虽然IQ差异中的70%要归因于先天基因的不同，但仍有30%可归因于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许多我们众所周知的因素，例如教育、家庭环境、毒品和社会经济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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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鲍查德和莱肯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人的特性是由遗传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决定的。所以，当环境因素影响较小时，其差异更多地来自遗传，反之亦然：一方面，对某些特性而言，如果环境因素对其影响较大，则遗传的影响就较小，例如，在美国，大多数儿童都有机会学习骑自行车，这就意味着对所有儿童而言，环境的作用几乎是很相近的，所以在骑车能力方面的差异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美国，人们在食物偏好上的不同，似乎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多，因为在童年和整个人生中，各人所接触的食物或口味有很大不同，因此，几乎没有给遗传因素留有发挥其作用的余地。在此，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人格更像是骑自行车，而不像是对食物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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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者的意思是，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与他所继承的基因相比，其作用是很小的。而大多数家长不愿意听信这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努力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并使孩子快乐成长，让他们成为一名好公民。而唯一能从这些研究结果中得到安慰的是那些在抚养子女方面已经黔驴技穷的家长，这样的研究结果能使他们少一些自责！然而，鲍查德和莱肯很快又指出，基因不是决定命运的必然因素，那些极富奉献精神的父母仍能从正面影响他们的子女，即使他们在总体变异中所占的百分比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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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鲍查德和莱肯提到的最有趣的一点是，并非环境影响人的特性。恰恰相反，是人的特性影响着环境。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人的遗传倾向塑造着周围环境！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理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丰富的情感，人们常认为这是前者的父母对孩子比后者的父母更亲切慈爱的结果。换言之，情感丰富的孩子来自富于情感的环境。每当对这种假设进行研究时，总能发现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的确，情感丰富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儿得到了更多的爱。然而，鲍查德和莱肯认为，事实上，“感情丰富性”方面的差异是由遗传决定的，所以有些孩子一出生就比别的孩子情感更丰富。与别的孩子相比，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行为倾向，使其能够对父母的爱作出更主动的反应，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强化了其父母的行为。正是这种反应引起了父母充满爱心的行为。研究者强调，即便遗传不是决定人的绝大部分特性的因素，但它也在许多人类特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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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绝大多数心理差异的直接原因可能包含着通过经验而习得的东西，这一点也是极端的环境论者所坚信的。然而，有效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又为遗传的恒定压力所引导（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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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及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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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所想象的，人们以鲍查德和莱肯所得的双胞胎数据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仍表明，基因对许多人格特征和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通过双胞胎研究，我们需要对一些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归因于环境的特性进行重新评价，正如双胞胎研究所揭示的，遗传因素不仅是变化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作用比我们以前所预料的还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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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基因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职业的选择，甚至当各种职业所要求的生理条件保持恒定时，在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道德方面大约有30%的变化缘于遗传因素（Arvey et al.，1989；Arvery et al.，1994）。另有一项研究对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这些双胞胎中，既有共同抚养的，也有分开抚养的，研究者把研究内容更直接地指向一些影响人一生的、稳定的人格特质（Bouchard，1994，Loehlin，1992）。这些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们在外倾—内倾（开朗大方或腼腆内向）、神经质（承受高度焦虑或具有偏激的感情反应的倾向）和自觉性（个人的干练、负责任和考虑问题的全面程度）等特性上的变异可以更多地（65%）以遗传差异而非环境因素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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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科学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从表面意义上接受这些研究结果。对鲍查德和莱肯研究的批评意见体现在多个方面（见Billings et al.，1992）。有些评论家声称，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尽可能完整地公布他们的研究数据，因此，不能孤立地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价。他们还认为，有很多研究报告表明鲍查德和莱肯没能考虑到的一些环境因素对双胞胎确实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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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研究者对双生子研究的“相同环境假设”（equal environment assumption）方面提出了批评（例如Joseph，2002）。这些争论认为鲍查德和莱肯有关遗传影响的许多结论都源于这样一个假设：共同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生长环境是相同的。这些批评家认为这个假设是无效的，与同卵双生子相比，异卵双生子受到的对待是非常不同的。他们对使用双生子这种研究方法去研究基因影响因素提出了质疑。然而，也有一些文章反对这种批评，并且支持“相同环境假设”（例如，Kendler et al.，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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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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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鲍查德评价了明尼苏达双胞胎研究档案上所有有关“先天—后天”的研究证据（Bouchard，1999）。他总结道，从整体上看，在人格中40%的变异和智力中，50%的变异都以遗传为基础。他又反复强调了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观点，即基因驱使你对环境作出选择，或驱使你回避某种特定的环境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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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尼苏达双胞胎中心进行的研究至今仍很活跃。其中有些饶有趣味的新研究已将人的复杂特性和行为，比如爱情、离婚和死亡等作为研究对象，而以前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特性受到遗传的影响（见明尼苏达双胞胎家庭研究，2007）。他们还将“坠入爱河”的人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们对梦中情人或白马王子的选择是否也同样受遗传的预先安排。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然而，研究者们确实发现了一种与离婚有关的基因，以及一种与死亡年龄有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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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鲍查德和莱肯的研究被应用到人类克隆问题的哲学讨论上（见Agar，2003）。如果一个人被成功地克隆了，问题是，正如你可能会想到的，他或她的基本特质，比如独特的人格，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传递到克隆体上？那些反对克隆的普遍论据是，担心人类的身份可能会因此被改变、贬低或者丢失。另一方面，双生子研究的结果，诸如鲍查德和莱肯的观点，表明“在某种情况下，克隆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生命的延续……然而……通过克隆延续生命必须有助于防止对克隆技术的滥用，而不仅仅是许不许可的问题（Agar，2003，P.9）。另一项独立研究探讨了同卵双生子和克隆问题（Prainsack & Spector，2006），研究者发现，同卵双生子很少考虑自己作为同卵双生子在实际生活经历中的遗传因素。此外，从个人视角来看，虽然他们认为克隆人是一种不自然的或不道德的观点，但是更需要关注有关人类克隆的伦理上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更像是哲学上的讨论，而不是基因的讨论，但是它产生的有趣结论，丰富了我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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