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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提升”组(4楼的老人)得到的信息是,他们有照顾自己的责任,并有权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的具体说明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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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决定自己房间的设施布置——无论你是希望它就像现在这样,还是希望工作人员帮你再重新布置一下……你有责任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告诉我们你想做什么样的改变,告诉我们你所希望的事情。另外,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送给你们每人一个由阿登屋疗养院准备的礼物(工作人员拿着装满小植物的盒子来到老人面前。所有老人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他们是否想要植物;第二,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植物。结果,所有的老人都给自己选了一种植物)。这些植物是你们的了,请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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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件事我想通知你们,那就是下周四、周五的晚上我们将各放映一场电影。如果你想看的话,请在两天之中选择一天(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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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制组(2楼的老人)说,疗养院多么希望使他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有趣。他的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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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你们的房间能尽可能地舒适,并且我们也已尽力为你们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们希望你们在这儿能感到高兴,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你创造一个幸福的家,让你能为它而感到自豪,我们将尽全力在各个方面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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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送给你们每人一个由阿登屋疗养院准备的礼物(护士拿着装小植物的盒子走了一圈,发给每位老人一棵植物)。这些植物就是你们的了,护士会每天替你们给植物浇水照顾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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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要通知你们,那就是下周四、周五的晚上我们将各放映一场电影。稍后将会通知你们安排哪一天去看(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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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之后,这名管理人员到每位老人的房间里又去了一次,并重复了同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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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两种信息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实验组的被试(四楼的老人)在生活中有进行选择的机会,用多种方法调节自己的生活;而对于控制组的被试(二楼的老人)而言,虽然其他因素与实验组基本相同,但他们收到的信息是,将由疗养院来代他们做出大部分决策。这一实验过程持续了三个星期(应该注意的是,四楼老人所拥有的控制力水平,是所有居住在这个疗养院中的人都能获得的。在这个实验中,研究者只是对实验组重申他们所拥有的这一控制力,并使他们更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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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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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运用了数种测量方法(因变量)来了解不同的责任状态是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运用两份问卷进行了两次施测,一次是在管理员召开会议前的一周,另一次是在召开会议的三周后。其中一份问卷由老人们填写,主要内容涉及对自己控制力的评估,及在疗养院生活的快乐程度和活动水平。另一份问卷由各层楼的护士(她们并不清楚研究者在进行实验)填写,问卷要求她们用10点量表评估老人们在快乐、机敏、依赖、社交、活力等方面的水平,并记录下他们的饮食和睡眠习惯。另外,还有两个测验测量的是老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其中一项记录的是老人在第二周出席电影观摩的情况;另一项以竞赛活动的形式出现,研究者让老人们猜测在一个大坛子里共有多少粒果冻豆,想参加的人只需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们的名字和猜测结果,并将纸条放入坛子旁边的一个盒子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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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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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展示了两份问卷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组被试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其结果支持了兰格和罗丁的预测,即选择的机会和个人的控制力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责任感提升的那组被试报告说他们觉得自己比对照组的被试更快乐,更富有活力,而且访谈者对他们机敏程度的评定也高于对照组的评定,所有这些差异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更显著的差异可从护士的评定结果中看出。记住,护士对老人进行评定时对实验一无所知,这样做是为防止她们在评定时产生偏见。他们证实,责任感提升组的被试在三个星期的实验过程后,其情况有显著的提高。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对照组的总体情况有所下降。事实上,“实验组中93%的被试(一人除外)的状况都得到了提高,而对照组却只有21%的被试(6名被试)的状况向积极方面变化”(P.196)。四楼的老人与别人的接触增多,与各类工作人员长时间地交谈。另一方面,责任感提升组的被试几乎很少从事一些被动性的活动,如仅在一旁观看工作人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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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问卷调查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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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的测量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控制力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实验组中有较多被试出席了电影观摩。而在此前一个月,研究人员也放映过一场电影,但当时这种差异却并未显现出来。此外,虽然猜果冻豆比赛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似乎有点可笑,然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非常有趣:有10位四楼的老人参与了这项游戏,但是二楼却只有1位老人参与了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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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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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研究,并结合其他人的早期研究,兰格和罗丁指出,对于一个被迫放弃控制力与自我决策权的人,如果我们给他一种较强的自我责任感,那么他的生活质量便会提高,生活态度会变得越发积极。对于这项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作者简洁明了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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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那些真正减少老年人责任感或使老年人感到责任感降低的环境因素,我们可以建立也应该建立一些机制。而且,这项研究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衰老和机敏性的降低不总是因年老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上,研究表明,通过让老年人重新获得决策权和胜任感,一些因年老而引起的消极因素是可以被延缓、逆转或者防止的(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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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的意义和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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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者在同一个疗养院,用同样的被试所做的后续研究也许能为这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提供最好的证明(Rodin & Langer,1977)。第一项研究结束的18个月之后,兰格和罗丁又返回阿登屋疗养院作进一步的跟踪调查,以了解责任感提升条件是否存在长期效应。对于依旧住在该养老院的老人,由养老院的医生和护士对他们进行评估。此外,该文的作者之一(J.罗丁)与这些老人作了一次有关心理学和衰老的特殊讲座。对参加这次讲座的上次实验的被试人数进行了记录,并记录了提问的问题类型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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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对老人们的评估结果显示,责任感提升组的情况仍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总平均数(把所有评定结果加起来,再计算平均分)是352.33,而对照组是262.00(统计差异极为显著)。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健康评定值也表明,实验组的整体健康状况有所上升,而控制组则有轻微的下降。虽然在参加讲座的人数方面,两组没有显著差异,但大多数问题是由责任感提升组提出的,且其内容大多与自由和独立有关。在所有的研究结果中,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是,在这18个月的间隔当中,有30%的对照组被试离开了人世,而在实验组中这个比例仅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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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意见,是由兰格和罗丁他们自己提出的。无论在何种情境下,只要涉及被试的身心健康,研究者都应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十分慎重地对待干预的后果。我们在实验中使老年人重新获得了各类控制力,而在实验结束后,他们又失去了这些能力,这是危险而不道德的。在舒尔兹(Schulz,1976)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疗养院中的老人在大学生采访期间拥有程度水平不等的自主权。那些自主水平最高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接受访问,无论被访问多久,都明显地表现出功能上的提高,这与兰格和罗丁的发现完全一致。然而,研究结束后,大学生们不再继续拜访老人(这里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研究人员的疏忽)。这就导致了实验组比那些从未经历过控制力增加的被试衰老得更快。在兰格和罗丁的研究中,这个现象没有出现,因为老人对日常生活决策的总体控制感已经培养出来了,所以这一积极的变化能持续产生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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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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