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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起撒谎行为的压力越大，则改变原有观点的倾向将越弱（P.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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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发现显然支持了这一理论。费斯廷格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从事某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撒谎）时，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20美元），他们将体验到较少的认知失调，因此他们改变观点的动机并不强烈。相反，如果他们的理由并不充分（1美元），他们的认知失调将比较严重。因此，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所引起的不适感，他们对原有的观点将作出较大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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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可以用图解的形式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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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充足→轻微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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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态度不符的行为→解释该行为的理由不充足→严重认知失调→态度改变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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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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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预料到，许多早期理论会受到这一新观点的威胁，它们的支持者会试图批评这一新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他们自己对这一研究结果的解释（诸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心理演练及寻找论据等）。为了反击这些批评意见，该研究对实验组被试撒谎的实验片段进行了录音，并且由两个并不知情的评定者各自单独进行评定。统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1美元组和20美元组）在撒谎的内容或说服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唯一剩下的对该研究结果的明确解释，便是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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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以来，许多其他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但并不否定该理论。库珀和法齐奥对各种修改意见进行了总结（Cooper & Fazio，1984），他们还提出了由认知失调所引起的态度改变必须经过4个必要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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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这种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必须导致你不乐于接受的消极结果。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中，被试不得不向“新来的被试”撒谎，以说服他们参加一个令人厌烦的实验，这就导致了所需的消极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恭维某人的穿着，而实际上你根本无法忍受他的穿着时，你对他的穿着的态度没有改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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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个人必须对消极结果承担责任。这通常涉及是否有选择权的问题。如果与态度不符的行为是你自己的选择，且导致了消极结果，那么你将体验到认知失调。但如果有人强迫你这样做，你将不会感到自己对此有责任，因而也就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在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强迫服从”（forced compliance）一词，但实际上被试仍相信其行为是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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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研究表明，生理唤起（physiological arousal）也是认知失调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费斯廷格认为，失调是一种促使我们改变态度的令人不适的紧张状态。的确，有研究已经证明，当被试通过与态度不符的方式自主行事时，他们体验到了生理上的唤起。尽管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没有测量被试的生理唤起，但可以肯定地说，生理唤醒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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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个体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体验到的唤醒是由自己所做的与态度不符的行为引起的。在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中，被试可以轻易体验到的不适感可以明确地归结为他们向新来的被试撒谎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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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认知失调理论已经成为被人广泛接受且经得起检验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有两个基本过程足可以使我们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和态度：其一是劝说，即其他人不遗余力地说服你改变自己的观点；其二就是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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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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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理论和结果不断得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支持和肯定。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仅仅是由于观察到你喜欢或是尊敬的人做出与你的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你就会体验到认知失调，并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完全不需要亲身参与（Norton et al., 2003）。作者把这个过程称为替代性失调（vicarious dissonance）。在这项研究中，大学生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听到一些与他们态度相反的演讲（关于增加大学学费的问题）。其中一些大学生，听到的关于支持增加大学学费的言论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学校（“内群体”），另外一些人听到的言论是来自于其他大学中的学生（“外群体”）。当内群体成员提出此言论时，被试感到认知失调，而在增加学费的问题上的相反态度有所减弱。另一个研究结果更有力地显示出替代性失调，研究者发现被试根本不必亲耳听到某些言论，只简单地了解到内群体成员同意发表支持学费增加的演讲，就会产生失调，进而引起态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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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吸引力的另一项研究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使用了认知失调理论，它解释了为什么吸烟者在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情况下仍不能戒烟的原因（Peretti-Watel等人，2007）。如果你吸烟，并且知道吸烟的危害，但却感觉无法戒掉，那你一定有过认知失调的经历。因为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状态，因此，你会制定一个减轻你不适感的策略。在2007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吸烟者经常沿着这样的思路来表达一种“自我豁免”的信念，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但我除外，因为我不经常吸烟”或者“我吸烟是为了保护自己远离疾病”。研究人员建议：“未来的控烟信息上，应该有专门针对那些降低吸烟者的认知失调和抑制他们戒烟意愿的自我免疫信念的干预措施。”（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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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完成了一项以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为基础的重要研究，该研究的目的是改变学生的危险性行为（Shea，1997）。研究者要求热衷于性行为的学生就“使用避孕套能减少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为主题，做一段宣传录像。做完录像后，其中一半的学生被分为多个小组，研究者鼓励他们就“为什么大学生不必使用避孕套”的问题展开讨论，并透露他们自己不使用避孕套的经历。换言之，这些被试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总是坚持刚刚自己在录像中所宣扬的立场。这样，他们便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参与录像制作的另一半学生没有参与后面的讨论。当研究者给所有学生一个购买避孕套的机会时，与未参与讨论的学生相比，自相矛盾组的学生购买避孕套的人数更多。更重要的是，3个月后，当被试就他们的性生活接受访谈时，92%的自相矛盾组的学生声称他们在性交时一直使用避孕套；而在未参与讨论组，只有55%的学生声称自己一直使用避孕套。这是一个认知失调起作用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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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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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言行不一的情况时，通常都会体验到认知失调，这将促使你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观念来使自己的言行保持协调一致。阿伦森坚信：认知失调在改变现实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解释说：“我们大多数人经常会有言行不一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熟视无睹。但是如果有人站出来，而且迫使你正视它，你可能就不会再对其置之不理了。”（Shea，1997，P.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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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J., & Fazio, R.(1984).A new look at dissonance theory.In L.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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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on, M.I., Monin, B., Cooper, J., & Hogg, M.A.(2003).Vicarious dissonance: Attitude change from the inconsistency of other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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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etti-Watel, P., Halfen, S., & Gremy, I.(2007).Risk denial about smoking hazards and readiness to quit among French smokers: An exploratory study.Addictive Behaviors, 32, 37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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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 C.(1997).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new approaches to changing human behavior.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43(41),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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