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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4次电击的过程中，可逃脱组的狗用于挤压鞍垫并停止电击的时间迅速缩短；而不可逃脱组的挤压鞍垫行为在30次尝试后便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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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表示了在梭箱中进行的全部实验中，三组狗逃脱所用的平均时间。记住，这个时间是指灯光熄灭到狗跳过隔板之间的时间。可以看出，不可逃脱组的狗与其他两组间的狗存在显著差异；但可逃脱组的狗与控制组的狗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图8—2表示10次尝试中至少9次不能跳过隔板并避免电击的狗在每组中所占的比率。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不可逃脱组中有6只狗在9次甚至全部10次实验中完全失败。7天后，这6只狗被放入梭箱中再次进行测试；结果，6只狗中的5只没能在任何一次试验中逃脱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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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梭箱中成功逃避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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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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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在梭箱中被试未成功习得逃避电击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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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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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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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逃脱组的狗与不可逃脱组的狗之间唯一的不同是：狗能否主动终止电击。因此，塞里格曼和梅尔得出结论认为，一定是这种控制因素导致了两组狗在梭箱中学习逃脱电击时表现出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可逃脱组的狗在梭箱中能正常学会新技能的原因是，它们在前一阶段已习得自己的行为与电击终止之间存在相关。因此，它们能主动地跳过隔板并逃脱电击。而不可逃脱组的狗在前一阶段的行为与电击的终止毫无干系。因此，在梭箱中它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能终止电击，故不会主动尝试逃脱。正如塞里格曼和梅尔所预言的，它们习得了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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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地，不可逃脱组的一只狗在梭箱中做了一次成功的逃脱。然而，在下一次试验中，它又恢复到无助状态。塞里格曼和梅尔对此的解释是，即便是在一次成功的经历之后，前一阶段的无效行为依旧阻止它们在新的情境（梭箱）中形成终止电击的新行为方式（跳过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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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格曼和梅尔在后继的实验中报告了另一些有趣的发现。在第二项研究中，首先将狗放置在可逃脱的情境下，在此情境下，狗可挤压鞍垫以终止电击，然后将其转移到不可逃脱的条件下，最后将狗放入梭箱中接受10次实验。处于不可逃脱条件下时，狗不断尝试挤压鞍垫，并没有像在第一项研究中的狗那么快地放弃了尝试。而且，它们在梭箱中都成功地学会了逃脱和回避电击。这表明，一旦动物习得了有效的行为，随后的失败经历不足以消除它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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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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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塞里格曼也想做你可能已经在脑子里进行的事情：把这些研究结果应用于人类。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声称人类的抑郁发展与动物习得性无助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它们）都表现出被动、消极、坐以待毙、缺乏进取心、学习某些成功行为极为缓慢、体重减少和社会性退缩等行为。无助的狗和抑郁的人都认为从以往的特殊经历中习得自己的行为是徒劳的。无论狗做什么，它都无法逃脱电击；而人也有无法控制的事件，如爱人的去世、父母的粗暴、失业或严重的疾病（Seligma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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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性无助导致的人类抑郁可以产生比抑郁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研究表明，许多老年人，像生活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了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他们的健康状况比那些能保持这种控制力的老人差，死亡的概率也更大。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不受人力控制的应激事件在诸如癌症这样的严重疾病的形成中起重要的作用。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遭受丧偶、失业、失去威望等事件都将增加一个人的癌症患病概率（Horn & Picard，1979）。在医院里，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都希望病人能心平气和地配合医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这些医学权威的手中。病人认为他们想要尽快康复，就必须完全听从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一位著名的健康心理学家曾指出，做一名“好的住院病人”意味着病人必然是被动的，而且必须放弃所有控制力。这其实是为病人创造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的境况，此后即使控制力有可能对继续康复起作用，这些病人也已丧失了使用控制力的能力（Taylo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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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芬克尔斯坦和雷米（Finkelstein & Ramey，1977）完成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可作为习得性无助的进一步证据。研究者在所有婴儿床的上方架设旋转的可动装置（rotating mobiles）。有一组婴儿，其头枕着对压力敏感的（pressure-sensitive）特制枕头，以便他们可以通过转动头部来控制可动装置的旋转。另一组婴儿，其床的上方虽然有同样的可动装置，但它们被设定为随机旋转，不受婴儿的任何控制。可控制枕头组的婴儿每天有10分钟时间接触这种可动装置。经过两周，这组婴儿掌握了非常熟练的技术，通过转动自己的头使可动装置旋转。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接踵而来——后来实验者把不可控制枕头组的枕头全换成可控制的，并给予这组婴儿比第一组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们却全都无法学会控制可动装置。第一种情境下的经历已使这些婴儿了解到自己的行为是无效的，并且这种认识迁移到可控制的新情境下。对于可动装置，婴儿们已习得了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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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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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格曼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一直影响着当代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引起争论。其他一些研究者致力于增加我们对个人控制力在生活事件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塞里格曼的观点与这些研究者的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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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广泛影响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例子是恐怖袭击引发的大面积恐慌和之后的“反恐战争”。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对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这些恐怖事件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在美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蔓延。这些症状包括持续增长的焦虑、愤怒、紧张、酒精滥用、对外部事件控制感丧失以及无助感（CDC，2002）。事实上，恐怖分子的袭击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产生脆弱和无助感。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对袭击后的影响作出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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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威胁为焦虑和抑郁的出现营造了标准的心理氛围。心理学家称之为“预期焦虑”，就像谚语中描述的那样，一直在等待另外一只鞋掉下来。现在这个情况下即是等待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加上“习得性无助”这个成分，即面对阻止恐怖主义，你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很少或者什么也做不了，会使抑郁、易受伤害、控制感缺失进一步加剧。这些正好是自“9·11”袭击事件后，我们大家所感受到的状态。这些就是“新常态”和“9·11综合征”的特征（Braiker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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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近期的一个研究表明，间接地体验到创伤性事件，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有一些心理获益（Swickert等，2006）。尽管作者没有否认或轻视“9·11”事件目击者所经受的极度痛苦所带来的心理影响，但他们指出在一些个体身上存在着相反的结果，这些人被称为创伤后成长。研究者指出，以往的研究假定“当人们对自己、他人和将来的基本假设受到挑战时，会出现创伤后成长。作为对这个挑战的回应，心理受创伤的个体可能会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寻找意义。因此，有些人常会发现他们从创伤事件中获益”（P.566）。你可能会问，这种经历会产生哪些可能的益处？作者指出，另一个研究已经给出答案。在经历“9·11”事件后，个体的一系列积极特征都有所增强，其中包括感激、希望、仁慈、领导力、爱、灵性和团队合作。研究者说，那些间接目击了袭击的人在事件发生不久后报告了相似的获益，但这些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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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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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到实验的伦理问题上。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读到在心理学实验室中用动物，特别是把狗或其他常成为我们宠物的动物作为被试进行电击实验是很难接受的。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实验的伦理标准已得到发展，以确保实验者更人道地对待动物（参见本书前言中就该问题的论述）。然而，在科学领域内外，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标准是不够的。一些人提倡在心理学界、医学界和所有的科学界彻底取缔以动物为被试的研究。在此问题上，无论你的个人立场如何，你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否扩展了我们的知识，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所有这些收益是否足以为其所用方法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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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塞里格曼和梅尔的这项研究，请你自己思考一下以上这些问题。他们的研究创立了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变得无助、无望和抑郁的理论。塞里格曼随后继续发展了一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治疗抑郁的模式和方法。他的理论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和补充，现已能对在明确界定的条件下发生的抑郁进行更精确的治疗，比如爱人的死亡、重大的自然和人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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