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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扩散的概念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的挑战在于在一个可控的实验室情境中重新创设类似吉诺维斯事件情境，这样就可以操纵和系统检验各种变量。达利和拉特内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验证其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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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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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研究者不可能为了进行实验而重新创设一种与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完全相同的情境。因此他们必须设计另一种与真实的突发事件非常相似的情境以便观察旁观者的干预行为。在这个实验中，达利和拉特内告诉纽约大学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学生，他们两人对一些与大学生有关的话题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大学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适应大学生活、城市环境以及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他们要求学生坦诚地与其他学生讨论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避免难堪和不愉快情况的发生，学生们单独待在相互隔离的房间里，彼此之间通过内部通信联络系统进行交谈。研究者还告诉他们，这种内部装置每次仅允许一名学生讲话。每位学生有两分钟的讲话时间，之后下一位同学的麦克风就会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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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隐藏了真实实验目的的设计，是为了能够从被试那里获得真实、自然的行为反应。这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参与研究的学生分在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第一组的被试相信他们仅仅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第二组的被试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内部通信系统与另外两个人交谈；第三组的被试被告知，他们可以与线上的另外五个人交谈。事实上，每个被试都是独自一个人，他们从“内部通话系统”中听到的其他的声音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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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验组的人数已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要设计一些突发事件。研究人员决定非常逼真地设计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突发事件的癫痫发作场景。当被试们与其他“学生”在内部通信系统开始讲话时，被试听到的第一个说话者是男性，他提到他的困难主要集中在学习和适应纽约的生活氛围方面，然后他又尴尬地补充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发作严重的癫痫，特别是在压力过大的时候。然后，便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被试听完第一个学生的谈话后，就立即开始讲话。而在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在讲话之前会听到一个或多个其他学生的说话声。被试说完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这时候突发事件发生了。第一个学生一开始声音很正常，不久癫痫开始发作（记住，这完全是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达利和拉特内在后来的报告中引用了“癫痫发作”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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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想，我需要……有……如果有人……能给我一点给我一点帮助的话……因为我……现在真的有麻烦，如……果有人能帮助……我的话，那……太感激……了。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哽咽，然后就无声了）。”（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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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试来说，这很显然是一个突发事件。毫无疑问，那名“学生”正处在危难之中，需要立即得到帮助。为了分析被试的反应，达利和拉特内测量了每一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帮助危难学生的百分率（帮助行为指的是离开小房间，通知实验者有学生癫痫发作）。他们还测量了被试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和提供帮助所花的时间。研究者给被试4分钟的时间作反应，之后实验停止，研究者询问被试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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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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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研究者的假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被试认为共同在场人数数量的增加，能够迅速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的人数百分比大大减少（见图10—5）。而在所有最终提供帮助的人中间，时间拖延总量也随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第一组被试平均的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第三组被试的平均反应时间却超过了三分钟。报告突发事件的被试总人数在各组间也有显著的变化。在四分钟内，第一组被试百分之百地报告了突发事件，第二组被试中只有85%的人报告，而第三组被试中只有60%的人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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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在当事人癫痫发作时，各种实验条件下迅速提供帮助的被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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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P.380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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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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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这一现实生活事件一样，你也许会认为这项研究中的被试对癫痫发作者非常冷漠、令人心寒。然而达利和拉特内很快指出，第二组和第三组被试（或吉诺维斯的邻居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被试都报告了在事件发生时，他们感到极度的焦虑和不适，还有人出现了紧张的躯体症状（如手发抖、掌心出汗）。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被试行为结果的不同一定与被试认为的在场人数的不同有关。别人的在场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社会影响”心理学原理的作用。很显然，社会影响在本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仍然有疑惑，为什么其他人的在场会对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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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拉特内声称已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责任扩散”理论。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被试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对于第二组和第三组的被试来说，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外，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人们不仅仅感觉到责任的分散，而且会觉得如果不提供帮助所带来的内疚和良心责备也更少一些。在我们的文化中，帮助别人是积极的行为，拒绝或不肯帮助别人会带来羞愧感。如果在突发事件中只有你一个人在场，那么你不提供帮助所要承担的后果要比有其他人在场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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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社会影响的另一种解释是心理学家称之为“评价恐惧”的现象。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设想一下，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与一帮朋友在邻居家的游泳池内游泳，当我正准备从跳板上跳水时，我看见邻居13岁的女儿正躺在泳池的底部，我看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紧急状况。她是溺水了还是在开玩笑？我无法确定。正当我准备大声呼喊并跳下去营救时，她懒洋洋地游出了水面。因为担心自己出错、害怕过度反应的尴尬，我犹豫了整整30秒。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类事情。问题是这些经历教给我们的是一种错误的东西：帮助他人的行为很可能使你看上去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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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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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研究以及一些其他研究，达利和拉特内在助人行为和旁观者干预领域内成了开创性的研究者。他们早期的大量研究收录在他们的著作《反应冷漠的旁观者——他为何不帮助？》（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Why Doesn’t He Help）一书中（Latané和Darley，1970）。在该书中，他们所描绘的助人行为模型在被有关助人研究的心理学文献广泛认可。他们提出大多数人介入某一突发事件前一般要经历5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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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一个潜在的帮助者——必须首先意识到某一紧急事件正在发生。在本章的研究中，紧急情况的产生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也许行色匆匆或将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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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必须对情境作出判断，即某个人是否需要帮助。在这一点上，害怕难堪的心理发挥着作用。在本研究中，情境是清晰的，需要帮助也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潜在的突发事件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如我在游泳池游泳的那个例子。或者想象一下，你看见一个人正步履蹒跚地穿过繁忙的人行道，你会想他是病了，心脏病发作，还是喝醉了？你对情境的判断会影响你对是否介入此事的决定。在吉诺维斯事件中，许多没有提供帮助的人声称，他们都以为这是情侣间的争吵而不想介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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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如果在突发事件中，你是唯一的旁观者，那么你会立即承担这种责任。然而，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你也许会让他们替你承担责任。这一步是本项实验所关注的重点。在突发事件中，在场的人越多，责任扩散就越严重，也就越有可能发生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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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你承担了责任，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该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觉得自己没有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你将不会提供帮助。在达利和拉特内的研究中，被试只需要向研究者报告有学生癫痫发作，完全不涉及能力问题。但如果有一群人看见一辆车撞倒了一个行人，这群人中有医生、护士或是其他护理人员，那么他（或她）比其他人更有可能介入其中，因为他们会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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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你决定该采取什么行动之后，你必须去做。仅仅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不能保证你就一定会去做。现在，你必须掂量帮助别人的利与弊。你愿意独自介入有一人持刀或两个人都持刀的打斗中吗？对于车祸中的受害者，你是否能帮助他们还是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呢（又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你介入了，你会被起诉吗？如果你本想努力去帮助别人，但结果却像个傻子，又将如何？许多问题取决于情境，在你采取真正的行动以前，这些问题会在你的脑海里一一闪现。图10—6说明了助人行为是如何被中断的或在某一阶段被阻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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