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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拉特内和达利的助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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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现与近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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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蒂·吉诺维斯谋杀案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实验中，所涉及的旁观者都是彼此无法交流的。如果这些旁观者彼此能相互看见，并且可以相互交流的话，你认为后果会怎样？当他们可能被其他人评价时，是否会更可能介入其中？达利和拉特内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即便是关系很近的群体也不比个人更乐意提供帮助。他们的理论认为，当突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模糊时，这种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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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设想一下，你正坐在候车室里，然后通风口开始冒烟。你忧心忡忡地看了一下房间里的其他人。他们显得出奇地平静，对此毫不在意。你会觉得自己对冒烟的反应一定有些夸张，所以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你若采取了行动，而却错了（也许它不是烟，而是从隔壁房间里冒出来的水蒸汽或其他什么东西），你将会感到羞愧和尴尬。然而，你并不知道，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与你有同样的感受，并且他们也试图把这种感受隐藏起来，像你一样在避免难堪！而对于冒烟，却没有一个人采取任何行动。这听起来有些不可信，对吗？但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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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内和达利（1968）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设计了一个类似上述的情境来验证这一观点。一些心理学系的学生自愿来参加一项访谈，他们被告知将共同“讨论在城市大学中的一些生活问题”。他们为接受访谈来到预先约定的地点，并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填写一份预备问卷。几分钟后，烟雾开始从某个通风口进入房间，研究中使用的烟雾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混合物，对被试不造成任何危险。不久，烟变得越来越浓，以致于房间里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主试开始计时，看被试会过多长时间才把冒烟的情况报告给主试。一些被试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还有一些被试与另外两个人（主试的助手）在一起，被试认为这两个人也是被试，当烟出现时，这两个人表现得若无其事；其余的被试则三人一组待在房间里。拉特内和达利的研究结果又一次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在单独组中，有55%的被试在两分钟之内报告了冒烟的情况；其余两个组仅有12%的被试报告了情况；另外，四分钟之后，单独组有75%的被试开始行动，而在其他组中，仍然没有被试报告冒烟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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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害怕尴尬让人们对帮助他人犹豫不决的更多证据来自另外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综合考察了害羞人格测量、对负面评价的恐惧（FNE），以及被试帮助他人的意愿（Karakashian et al.，2006）。被试先填写测量害羞和恐惧负面评价的问卷。然后，他们会面临着帮助一位女性同伴的机会，有些被试是与这位女士单独在一个房间，另一些被试则除了这位女士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同伴（研究助手）在一起。根据达利和拉特内的研究结果，无论被试人格测量的分数如何，与没有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条件相比，有两位旁观者的情境中被试的帮助行为会显著地减少。除此以外，在无旁观者条件下，那些在恐惧负面评价和害羞测量上得分高的被试比其他被试更少地提供帮助；而在有两位旁观者在场的条件下，不同被试提供帮助行为的可能性相同。这可能看起来与你的直觉相悖。通常人们直觉认为害怕被负面评价的或者是害羞的人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可能更少会提供帮助，是吧？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让我们这么考虑：当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一个害羞的人觉得提供帮助的压力更小（由于责任扩散），所以他（或她）其实有“理由”像其他旁观者一样避免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旁观者在场，对于（潜在的）负面评价的恐惧就生效了，害羞的人比不害羞的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更少。研究者对于此项研究的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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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社会条件下（有其他人在场）存在责任扩散，被试面临较少的是否提供帮助的决策。这时，由于提供帮助的想法本身不多，也就不用担心受到糟糕的评价，那么恐惧负面评价就不成问题了。而在非社会条件下（没有其他旁观者），被试是单独一个人，具有提供帮助的全部责任，这样他就必须要决定是否采取行动（Karakashian et al.,2006，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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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研究揭示了在我们的想象中（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旁观者效应和责任扩散的力量。包括达利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题为《群体思维：固有的旁观者效应》的研究，结果发现，仅仅是设想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就会改变帮助行为（Garcia et al.，2002）。在这项研究中，要求被试将自己设想为群体的一员，或者是与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要求所有的被试为一个慈善机构捐款。想象自己是群体一员的个体比想象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被试捐出更少的钱，而且感觉自己的个人责任更少。这些结果显示，当我们作为群体一员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立即把握机会，认为自己的个人责任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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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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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看起来确实让我们对帮助他人的内在倾向有些悲观，但是你应该认识到，这些所涉及的都是人们未能伸出援手的一些极端特殊情况。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人们去帮助他人、利他甚至是英雄主义的行为。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了使人困惑的人类行为，而且还有助于改变这种行为。当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旁观者效应的时候（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其中原理），即使有其他人在场，他们也会作出更多的努力去干预危急情况。事实上，有研究已经证明，当人们了解了旁观者效应后，他们会更乐意向危难中的人们伸出援手（Beaman et al.，1978）。关键在于，危急时刻，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提供了帮助或者一定会有人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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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an, A., Barnes, P., Klentz, B., & Mcquirk, B.(1978).Increasing helping rates through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aching pay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 406-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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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cia, S., Weaver, K., Darley, J., & Moskowitz, G.(2002).Crowded minds: The implicit bystander effec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84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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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kashian, L., Walter, M., Christopher, A., & Lucas, T.(2006).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ffects helping behavior: The bystander effect revisited.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8(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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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né, B., & Darley, J.M.(1968).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0, 21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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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ané, B., & Darley, J.M.(1970).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s: Why doesn’t he help?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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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第7版） 研究40 无条件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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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gram, S.(1963).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7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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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在你之上的权威人士命令你对另一个人施加电压为350伏电压的电击，原因仅是因为这个人在回答多项选择问题时答错了，你会听从命令吗？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果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你会认为他或她是一个残酷的人或是虐待狂。耶鲁大学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做的这项研究，试图检验服从权威的想法，并得出了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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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和津巴多的监狱研究（见研究37）在整个心理学史上极负盛名，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几乎在每一本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该项研究。如果你与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交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研究要比对其他研究更熟悉。由这项研究引发米尔格拉姆写了一本关于服从心理的书，拍了一部与此相关的专题片，该片在大学心理学课上反复放映。这个实验不仅涉及有关服从行为的讨论，而且还影响了关于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人类被试的伦理问题的全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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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的这项研究方案来自于他的一个想法，即他想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人们怎么会仅仅因为别人的命令而对他人施加巨大的伤害。米尔格拉姆特别提到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可怕暴行，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及此前及现在因服从命令而发生的不人道行为。米尔格拉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类服从倾向是如此强烈而根深蒂固，它抵消了个人的道德、伦理，甚至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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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科学家决定要研究某些人类行为复杂面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对发生行为的情境进行有效控制，以便能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这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在实验环境中模拟现实生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米尔格拉姆的问题是如何创设一个受控制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一个人可以命令另一个人去体罚第三个人，且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受到伤害。这就是对研究者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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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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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最初的理论假设是，人类有一种服从权威命令的倾向性，即使这个命令违背他们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行为准则。例如，米尔格拉姆认为，虽然许多人从未有意伤害过别人，但在他们认为是权威人士的命令下，他们很有可能会对受害人做出伤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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